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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教育运动(2)


  毛泽东很快觉得,指导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仅仅依靠一个一个地批转典型材料已经不够了,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全面阐明指导整个运动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方法、政策,使全党统一认识,保证社教运动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他指定彭真(后加陈伯达)具体主持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决定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从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陈伯达、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继续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选出一些重要的印发会议并加写批语。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修改文件时,又发表了许多意见。这些批语和意见,以及印发的材料,成为形成决定草案的思想指导和基本素材。

  对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的批语,是五月二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在征求中央其他领导同意后,于五月十日发出。批语指出:“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批语在肯定河南的试点工作后指出:“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批语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批语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这个批语,毛泽东特地用中共中央指示的形式下发,意在大力推动全国农村的社教运动。同时,在工作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方针,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宋任穷报告和河南省委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2日。这个文件发出时,将日期署为5月10日。)

  五月七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这时,毛泽东对社教运动的内容已经形成一个基本规定。

  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他又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毛泽东与大家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接着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饭后,继续开会。他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①(①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7日。)

  第二天,五月八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

  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召集会议。由彭真汇报前一天晚上他们自己讨论的情况,表示文件没有写好,作了自我批评。彭真说,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会上有人说,看到一些报告受到了启发。毛泽东说:“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

  毛泽东提到的河南的两个材料,指的是在《中南通讯》上刊登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和《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同时刊登的还有另外两篇,湖北的《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和湖南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就在八日这一天,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这四个材料,并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语中写道:“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①(①毛泽东对《中南通讯》编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中的四个文件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8日。)

  彭真汇报到对阶级斗争调查研究做得不深人时,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有人谈到,北戴河会议后认识仍不一致,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就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说:“噢!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这句话,出自一本流行于民间的说唱书。从此,这句话就在省委书记等高级干部中流传开来,颇为时兴了一阵。毛泽东接着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谈到整党时,毛泽东表示:“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最后,毛泽东说:“现在我的事情完了,你们明天走不走?你们就走吧。”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8日。)这等于宣布会议结束。

  可是,九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来信,希望向他汇报关于“跃进号”失事的处理情况,同时想就便在杭州与各中央局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问各中央局书记:“总理要来,你们留不留?如果你们要走,我打电话请总理不要来了。”大家表示留下来等总理。这样,会议就又延长了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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