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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8)


  一九六二年的头几个月,中苏关系总的说是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度过的,但平稳之中也有波折。

  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给中共加了三条罪名:其一,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其二,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了所谓“特殊立场”;其三,在国际共运中实行所谓“独特路线”。并要中共接受它所说的“共同路线”。

  三月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邓小平,表示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3月1日。《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9页。)

  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来信后,三月三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来信的估计及对策,并要中联部起草复信。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30页。)同一天,派专机将苏共中央来信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

  三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三月二十九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根据常委会的意见,刘少奇两次召开会议,修改复信稿,报送毛泽东审定。四月三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复信稿。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封复信。.四月九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对他说: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为了团结就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会。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来解决苏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4月9日。)

  然而,从一九六。年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以后,苏共中央已无意再开这样的会议。他们五月三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里,提出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方面的这一建议只好搁置下来。

  这时的中苏关系,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党之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两国关系又因为新疆部分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事件而紧张起来。

  从一九六二年初开始,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从三月中旬至五月,逐渐发展成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的严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六万余人。特别是在伊宁市,还演变成为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从四月下旬起,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平息这一严重事件。

  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苏国家关系,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这时,毛泽东看到中央统战部报来的一份材料,反映赛福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赛福鼎表示,必要时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会有帮助。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62年4月27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了明确指示。②(②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纪要,1962年4月30日。)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这以后,中共中央在五月中旬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六月底,又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这一事件迅速平息。

  这次事件,使得毛泽东等人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认为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③(③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北戴河会议期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的汇报时,明确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④(④毛泽东同中共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摘要,1962年8月3日。)这一时期,另一个需要特别谨慎处理的问题,就是中印边界问题。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在中印边境西端更为突出。到七月,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侵占中国领土。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边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冲突一触即发。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断中印边界特别是西段边界将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要使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动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①(①1962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四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四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军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郑重声明: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在印军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部队在印军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恢复边境巡逻。②(②1962年5月3日《人民日报》。)五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严正抗议,并重申:“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①(①1962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当局拒绝。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蚕食行动,尼赫鲁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②(②[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1971年5月版,第390页。)

  到了六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七月五日,印度军队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外交部在七月八日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随后,中国边防军在这一地区同印军展开了艰苦的反蚕食斗争。

  印军入侵加勒万河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证实了中央军委早在五月间作出的判断,印方的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阿克赛钦地区。

  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十一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七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

  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①(①转引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3页。)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②(②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1962年8月10日。)

  就是在中印边界双方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在同毛泽东商量后,周恩来七月二十三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等。指示陈毅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商谈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③(③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与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给陈毅并代表团的指示,手稿,1962年7月23日。)

  但是,中国政府一切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后来,印度军队终于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大规模进犯,中国军队不得不实行自卫反击。

  在中国西部边陲发生新疆问题和中印边界反蚕食斗争问题的同时,在台湾的蒋介石也趁国内发生经济严重困难之机,叫嚣“反攻大陆”,并积极作了部署。东南沿海地区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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