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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6)


  毛泽东的心始终牵挂着农业问题。农业“六十条”’下发快一年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工作,各地正在抓紧进行,农村和农业的情况究竟怎样,“六十条”贯彻执行的情况如何,他非常需要了解。二月二十五日,找来田家英,要他再组织一个调查组,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他指定了四个调查地点,都在湖南。一个是毛泽东的家乡湘潭韶山,一个是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还有湘乡唐家士宅(毛泽东的外祖家)和长沙天华大队(一九六一年刘少奇蹲点的地方)。他嘱咐田家英,要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参加调查。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表示同意,并且很关心调查组,说湖南三月份天气还很冷,可以向湖南省委借些棉大衣给大家穿。

  很快,田家英组织了一个十七人的调查组。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他兴致很好,谈笑风生,并向调查组提出了几点希望: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的劳动。①(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笫88页)

  三月底,田家英带领调查组分别去了韶山、炭子冲和唐家±宅。天华大队一直没有去。

  这时,毛泽东已经改出七千人大会讲话第七稿。三月二十日,批示将讲话整理稿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征求意见。

  四月初,陈伯达同胡绳、吴冷西、邓力群一起,对毛泽东的讲话整理稿通读了一遍,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采纳了这些意见,并批给刘少奇和邓小平,说:“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读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修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同志处理。”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4月7日。)

  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讲话稿的修改,至此告一段落。他在修改讲话稿的同时,也十分关注西楼会议以后中央采取的一些举措。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武汉回复刘少奇、邓小平:十六日来面谈一次,商议当前财经工作和给苏共中央复信等国际问题。十五日,又提出要周恩来和刘、邓一同来,并带上准备提交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月十六日到达武汉,当天晚上,就在东湖招待所向毛泽东汇报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随即,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十七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后来周恩来谈到这次汇报情况时说:“今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主席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今后十年要划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调整,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是农业的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又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讲了话,后头到武昌向主席汇报,成立了财经小组。”①(①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5月11日。)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讲毛泽东同意西楼会议,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而到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在形势估计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就十分清楚了。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三月十八日返回北京。

  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出席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刘少奇在会上根据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精神,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的报告。毛泽东出席了四月九日的第二次会议,先听了讨论刘少奇报告的发言,然后讲话。

  在三月二十一日的会议上,刘少奇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一列出,并且指出,缺点、错误由中国共产党负责,在中国共产党又是由中央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负责人士没有责任或者责任很小。对此,与会者反应十分强烈,对中国共产党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精神深受感动。张治中更有深切的感受。他说:“我这个人跟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二十五年之久,我作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也有十几年之久,我就从没听过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论在大会上、小会上,他总是骂街,骂这个人不对,骂那个人不对,好发脾气,好骂人。有个故事,我记得清清楚楚,恐怕在座的也有人知道。国民党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也在大会上骂人。当时会场上不晓得什么人写了一个条子,写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书经》上的:‘万方有罪,朕躬有责’①(①见《论语•尧日篇》,原文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又见《书经•汤诰》,原文是:“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蒋介石把它改成‘朕躬有罪,万方有责’。这句话传遍了全场。”②(②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62年4月9日。)

  七位与会者发言后,大家要求毛泽东讲话。毛泽东作了一个不长的讲话。

  他说:“今年一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在讲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这次人大开会,不是开了好久吗?三个礼拜。还是从前讲过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三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嘛,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

  在谈到当前的困难时,毛泽东说:“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

  最后,他归结了一下自己的讲话:“我这个话很短,主要就是这些话: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而这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制定出来。要制定,就需要作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①(①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62年4月9日。)

  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在召开。他表示希望这次人代会能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开成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

  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等继续着力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四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同时提出:“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②(②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4月16日。)毛泽东看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四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刘少奇又谈了如下一些意见:(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①(①程子华在中共国家计委党组会议上传达刘少奇在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时的讲话的记录,1962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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