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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5)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会见后,就乘专列北上。路经河北邯郸时,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的汇报。参加汇报会的有: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五个地委的书记。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问刘子厚:“你们想扯什么问题?”

  刘子厚:“还是上次谈的大包干问题。”

  一提大包干,立刻引起毛泽东的兴趣:“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这里所说的脚是指生产队,腰是指生产大队,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毛泽东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周兴介绍了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毛泽东说:“噢!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刘子厚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毛泽东:“这是烦琐哲学嘛。”刘子厚:“三包一奖年年吵个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四次,一次吵多少天。”

  毛泽东说:“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在广州开会时,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二十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二十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二十户有八九十人,三十个、四十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四十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四十二户,有八十个到九十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这个工厂难办,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是活的,钢、铁是死的。”

  就对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这个问题的看法来说,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认识,比过去更接近实际。已经不再是一九五六年高级合作化宣传“大社优越性”、“小社束缚生产力”时的那种认识了,更不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搞“一大二公”时的那种认识了。毛泽东认识上的变化,来源于实践,来源于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过去讲“大社优越性”、“小社束缚生产力”,讲“一大二公”,也都说出了许多道理,论证这些观点的理论文章也不计其数。但实践终归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自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起,反复讲人的认识要通过实践,就是这个道理。

  刘子厚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泽东对这五个问题,逐个作了回答。他说:“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

  刘子厚又汇报到按劳分配问题。毛泽东觉得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顺口说来:“按劳分配就是搞嘛。还有什么问题?还讨论了什么?”刘子厚介绍了他们准备实行的实物分配办法。所谓实物,当然主要是粮食。毛泽东说:“唐二里那个地方,口粮按劳分配部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湖北孝感规定每人口粮三百六十斤,这不行。有了这些基本口粮,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一百八十斤,吃不饱就得努力。看来基本口粮高了不行。”

  从“吃饭不要钱”到废除供给制,再到压缩基本口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公社演变的过程——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逐步推进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实行。

  刘子厚说,对困难户进行补助,人们是同意的。对投机倒把的,只搞自留地小片开荒的,懒汉、盲流,人们都不同意补助。毛泽东说:“基本口粮要减少。对只搞小片开荒的,给他算算账,有的可以不给基本口粮,懒汉、投机倒把的人不给基本口粮,盲流也不给。基本口粮定多了不好,就没有积极性了。”⑧

  最后,毛泽东把大队应管之事归纳了几条。

  第二天,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加以整理,形成《邯郸谈话会记录》,日期署为九月二十七日。

  关于以生产队(即后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上就提出,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多方商量,主意已定,认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他回到北京,九月二十九日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他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并附有若干份材料。信中写道:“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⑨

  过了四天,十月四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⑩

  ⑧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6日。
  ⑨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各同志的信,手稿,1961年9月29日。
  ⑩毛泽东给邓小平、彭真的信,手稿,1961年月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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