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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调查研究之风(7)


  两种平均主义的提法,是对人民公社体制和分配弊端的重要概括。此前,毛泽东在二月六日杭州谈话中,继而又在二月十一日、十二日长沙谈话中,多次提出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指出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生产小队有富、中、贫之分,统一分配,就是搞平均主义,群众就不满意。广东调查组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把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生产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的意见。陈伯达在二月十九日报送毛泽东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中说:“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③广东调查组调查的结果,同毛泽东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调查纪要》提出:“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广东调查组的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他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即将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是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正沿着纠“左”的方向继续发展。

  毛泽东指定,工作条例起草工作,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要求三月十日写出初稿。

  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三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由周恩来汇报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等情况,毛泽东着重谈了人民公社体制问题。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回顾郑州会议以来的这一段历史,带有反思和总结的性质。他说: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五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就抓迟了,山东就抓迟了,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得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自己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

  “反革命复辟、掌权,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

  “还有几千万人搞工业,是个大问题。”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周恩来,今年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周恩来接着汇报钢、煤的生产情况和市场供应问题。正在汇报中间,毛泽东突然转到食堂问题:食堂可以搞多种多样,有长期的;还可以办农忙食堂;另外一些人可以让他去家里单独吃,但是这一种我们不提倡。

  周恩来继续汇报。毛泽东的心思好像不在这里。他对钢的生产情况,只问了一句,别的什么话也没有说,这同当年义无反顾地抓大炼钢铁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了。他的兴奋点和关切点早已转到农业方面,转到人民公社问题上。毛泽东总是这样,当他抓住一个在他看来带有战略意义的、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时,他就必定是全神贯注,锲而不舍,非抓出成果不可,别的在他看来次要的工作可以暂时搁在一边。他认为,这时的农业问题、公社问题就是这样性质的问题。他在会议上,一开口就讲公社问题、食堂问题、工作条例问题。当周恩来汇报市场供应问题时,他又讲起公社问题,说:“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的同志谈了一下,和山东的同志谈了一下,和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三个调查组,目前他们正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再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提交中央工作会议。”

  会上,有的人对划小社、队规模,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还有些顾虑,主要是怕公社搞小了,对各方面是否会有影响;怕现在变动,影响生产,因为正是春耕季节;同时还考虑到国际影响问题。

  毛泽东坚持公社要划小。他说:“我的家乡湘潭,原来是二十一个都。以前对那个都还嫌大,分成了上七都、下七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也要二十一个公社,但现在只有十三个公社。你们看,河南只有一千二百个公社,湖北只有六百个公社,都太大了。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食堂也是一样。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当时叫和合生产队。——引者注),二百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十一个生产小队,这十一个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他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毛泽东这些切中时弊的话,对几年来盛行的形式主义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公社规模要划小。他说:“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④”这是毛泽东的性格,凡是他认定的事情,非坚持到底不可,谁都难以改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来的是王任重。三月七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与他谈了一次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王任重:“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三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又谈起食堂问题,说:“参加食堂也是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但他又说:“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王任重说:“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毛泽东说:“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百分之四十,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吃食堂就行了。”王任重说:“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看来,彻底解决食堂问题,还要有一段路程要走。中央紧急指示信明文规定,要坚持食堂制度,毛泽东也讲要坚持食堂制度。在干部中间,有的人依然主张办食堂;有的人并不赞成食堂,但受思想禁锢,不敢对食堂有所非议。

  毛泽东告诉王任重,要搞一个公社工作条例。公社没有一个章程,原来有的都废掉了。王任重说,十二条算一个。毛泽东说:“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并没有规定生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生产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公社这一级管些什么事。”

  毛泽东又问王任重:“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瞎指挥,这是造成农业连年减产的最大祸害之一,而且很顽固,令人头痛。毛泽东总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弊病。王任重说:“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来源是省、地两级。有的是属于错误的指挥;有的属于一般是对的、但对个别地方是不对的,到了县、社就分不清了,结果就瞎指挥了。比如我们旱地改水地,总的说是对的,但执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统一布置任务,就瞎指挥起来。”他没有提到中央。毛泽东说:“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地改水田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⑤

  ③中央广东调查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1961年2月17日。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3月5日。
  ⑤毛泽东同王任重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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