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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调查研究之风(6)


  从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一开始,毛泽东就把“一大二公”作为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和优点,加以肯定和宣传。全国各地,蜂拥而起,公社办得越来越大,有的甚至一县一社。一九五九年春,第二次郑州会议对人民公社进行体制调整,权力下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所说的队,是指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范围。不久,毛泽东又提出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初级社)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一次,他一方面提出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另一方面又提出把生产小队也作为一级核算单位,甚至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纠“左”努力的重新恢复和继续,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特点的进一步否定,使农村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向着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方向推进了一步。

  有了人民公社两年多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实践过程,又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可以说,毛泽东已经认识到,集体经济并非越大越好、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相反,规模太大,随之而来的就是平均主义,它只能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当张平化、胡乔木汇报食堂问题的时候,毛泽东一开始就提醒说,吃食堂不能勉强,并问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胡乔木根据他们的调查,认为食堂这个制度现在还不算勉强的。他说:“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毛泽东问:“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胡乔木说:“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去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毛泽东又问:“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人来吃呀?”张平化接过来回答:“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五个食堂,以后并成三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五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张平化答:“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毛泽东特别嘱咐:“烤火问题要解决。”张平化说:“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讲到柴火,毛泽东联想到浙江的调查,他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张平化说:“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毛泽东说:“那何必呢?”胡乔木接着又谈起他们调查的情况:“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张平化紧接着说:“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毛泽东在湖南听到的都是对食堂肯定的话,这与浙江的调查正好相反。他进一步提问:“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张平化说:“去年我们排了一下,办得比较好的占百分之十;办得差一点的占百分之二十,但基本上还不巩固;有百分之十是不巩固的。总的来说,垮食堂还没有成风。”胡乔木又补充了一句:“它遇到灾难的时候,还起到很大的作用。”①

  食堂问题就谈到这里。

  同样是食堂,同样是经过亲身调查和耳闻目睹,浙江调查组与湖南调查组反映的情况却这样不同。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浙江调查的是一个坏的生产队,湖南调查的是一个好的生产队。这样,对毛泽东来说就有一个比较。对待食堂这个关系千百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毛泽东比过去冷静得多,客观得多。他不但能够认真听取对食堂持否定态度的意见,而且对肯定食堂的意见,总要从反面提出疑问。他力求使自己得到一个符合真实情况的认识。

  关于农村整风整社,也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讲到一些县、社领导班子烂掉了、坏人当道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大家都以为革命成功了,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于是乎他夺取了一个县的几个公社的领导权,夺取了县委的领导权。毛泽东把这些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因此他强调解决这些地方的领导班子问题,必须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

  不论浙江调查组还是湖南调查组都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第一手的,但毕竟是初步的,因而也难免受到一些局限。随着调查的深入,问题就会看得更准确一些,从而改正原来的认识,如湖南调查组对食堂的看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不管怎样,各种意见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同大家一起讨论,出现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这对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二月十二日晚,毛泽东与湖南省委和调查组的谈话结束后,就离开长沙,前往广州。他要在那里过春节,这一年春节(正月初一)是二月十五日。

  春节一过,毛泽东即通知三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去广州。二十二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

  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田家英在鸡颈坑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廖鲁言说,有的市委听到要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的好。还有人说,“大”还是个方向。这些情况表明,缩小社、队规模,调整人民公社体制,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一大二公”的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比较固定,要改变还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来证明。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他的主张,并且进一步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说:“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②

  ①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11日。
  ②毛泽东同陶铸等人关于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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