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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调查研究之风(5)


  最后,毛泽东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问题。这个问题,从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讲起,一路讲下来,这回是讲得最系统的一次。他说:“从中国历史来看,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当时是立宪还是共和,是改良还是革命,有六年的争论。因为那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跟着就失败了。以后国民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了北伐。北伐一半,蒋介石占了南京,翻了脸,以后就失败了。我们搞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来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南方根据地完全垮掉。如果不垮得那么彻底,还不会认识那么深刻。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和南方根据地的丢失,经过这两次失败,总结了经验,使抗日战争的路线比较正确。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还有一九四五年半年,我们把主要干部集中到延安,先整风,后开七大,这才为团结、统一和以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我们领导的民主革命,有充分的舆论准备。”“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两年,要搞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⑦

  就在这次谈话中,田家英提出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被毛泽东所采纳。在这以前,一九六〇年夏,邓子恢受刘少奇委托,带领工作组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这个条例后来成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材料。

  毛泽东听完浙江省委和浙江调查组汇报后,即离开杭州去广州,准备在那里与三个调查组会合。路经江西、湖南时,又听取了江西省委的汇报,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的汇报。

  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⑧

  二月十日,他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汇报时,主要谈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他认为,江西的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也都太大了,一个公社可以划分为两个或者三个,以乡为单位,一乡一社。他说,现在看来,只有四川一个省按中央的政策办事,他们的公社都是以乡为单位。河南一直想搞大的,公社也想搞大的,基本核算单位也想搞大的。公社应当一律以原来的乡为单位,凡是以原来的区为单位的,给它一个不合法。

  关于食堂,毛泽东说: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就办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人,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的,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

  毛泽东在听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汇报时,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另外还谈到了整风整社。

  谈话是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进行的。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二月十一日,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和湖南调查组的胡乔木谈的;第二次,二月十二日,单独与张平化和胡乔木谈的。

  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说:“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大体上一个社划成三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胡乔木说:“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实际上,还是小队的劳动为基础,大队作经济核算,加以联合,公社恐怕只是一个联络组合的形式。”毛泽东又提出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的问题,他说:“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三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三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三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

  毛泽东问:“你们有多少生产队?”⑨胡继宗答:“一万五千个。高级社时是五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一万六千个大队。”毛泽东说:“你们还是大体上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五万个。”胡乔木说:“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毛泽东说:“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胡乔木说:“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大队,那个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公社的规模要缩小,它的权力也要缩小,权力跟责任都要缩小,这样,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几年湘潭的情况比较严重,我们有个组在湘潭,到一个坏的生产队,它的特点是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一年比一年坏,根本就是破坏。”毛泽东说:“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第二天再次汇报的时候,一开头就谈体制问题。张平化说:“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五万多个大队;现有的一千一百个公社可能变成三千个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说:“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十五项工作。就叫生产队,上面叫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张平化说:“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毛泽东说:“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这时,胡乔木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成公社。”毛泽东说:“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胡乔木说:“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毛泽东立即纠正:“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⑩

  从能查到的文献来看,到这时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中共领导人,包括负责农村工作的人在内,像毛泽东这样重视生产小队(相当原来的初级社)的地位和权力。毛泽东的目光,他的注意力,总是盯在生产小队这一级,盯在农业生产的最基层。

  毛泽东几次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但不直说是他的意见,而是说有人提出的疑问。毛泽东似乎在有意地启发对方,然而,在浙江也好,在湖南也好,都没有人作出反应。

  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经过杭州、向塘、长沙多次谈话,毛泽东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可以归纳以下几点:第一,公社的规模,特别是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要划小,分别恢复到原来的乡和原来的高级社的范围。第二,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把它作为一级重要的核算单位,甚至是基本核算单位。第三,生产小队与生产小队之间存在平均主义。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⑦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和浙江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8日。
  ⑧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2月10日。
  ⑨这里说的生产队,有时又称生产大队,都是基本核算单位。在谈话中,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往往是混用的。
  ⑩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11日、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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