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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四个月(20)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十一月十日正式开始。会议开到第六天,中共代表团鉴于大会的情况有新的变化,与起草委员会时不同,许多党的代表发言,指名指责中共搞宗派主义,以分裂相威胁。因此,代表团一致意见,如果不从声明草案上删去中共代表团所坚持不同意的几点,中共代表团就不签字,并发表声明。代表团立即发电报向中央说明情况并请示方针。

  十一月十六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小休息室,同周恩来、陈毅、李富春、陈伯达一起,研究代表团来电,同意代表团的意见,并告诉他们一切应作最坏的打算。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邓小平,转达中央的意见。

  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般性讨论结束。二十三日,赫鲁晓夫发言。他有意放低语调,力图抓住团结的旗帜,以争取群众,而对中共则是针锋相对,继续进行指责。二十四日,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在休息时间,苏方人员全体出动组织一些与会代表发言,一时会场情况十分紧张。休息后,发言的人,大都是一套定型的语言,明白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但有的党的代表敢于出来说话,说这次会议已表明有多数对少数作决定的倾向,这是不正确的。危险不在于有分歧,而在于用不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分歧,就是要少数服从多数。这篇讲话震动了全场。

  这时,会议已经进行了两周。中共代表团对会议前途作了分析和估计。从现在看来,全部关键是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反对在声明草案里写上苏共二十大,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样做却不能像反对写上集团派别活动那样得到支持。对这个问题究竟采取什么态度,直接关系对声明是否签字的问题,代表团曾几经考虑,并于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连发两个电报,请示中央。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代表团的请示电,因事关重大,把各中央局书记也都请来了。会后,中央致电刘少奇:提议在声明草案有关的一段中,强调一致协商的原则;签字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待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才能答复。

  中共中央关于签字问题的指示电,二十八日发出,主要精神是:要做到仁至义尽,巩固左派,争取中间,暴露右的。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但绝不能同意写集团宗派和内部决议①。代表团现在的方针应该是力争达成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达到一致的会议声明。

  在二十八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讨论过程中露出一点迹象,苏共做出一点让步,他们同意删掉“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

  二十九日,起草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会议一开始,双方各不亮底。就一些不一致的意见,继续争论。在会议休息时,中苏双方单独会谈,中方是彭真,苏方是科兹洛夫。中方要求苏方提出自己的方案,苏方即表明:(一)二十大必须写进声明,二十一大可以不提;(二)集团派别活动可以不写;(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可以考虑;(四)可以考虑写上协商一致的话;(五)内部秘密决定可以不写。中方为了顾全大局,表示基本上可以按照苏方的办法解决,各向自己的代表团长报告,并约定时间由赫鲁晓夫和刘少奇会谈。

  这是一个重要转折。关键问题就是写不写苏共二十大。二十大被苏共视为命根子,别的它都可以让,唯独这一条万万不能让。中共中央根据对会议形势的分析,作出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的决定。这是关键的一招,使整盘棋走活了。

  对于这一天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形势好转的一天,也是此次会议的最后关头。经过我坚持力争之后,对方的诡计未得逞,逼得它不能不退让,显示了我党的威力。这在近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破天荒的例子。从此以后,指挥棒的作用可能更加不灵,老子党地位动摇,减少一切服从的恶习。总之,也是打开脑筋、破除迷信。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和各国革命的胜利,才更有了希望。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贡献,将来是会载入史册的!”②

  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苏共代表团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会谈。会谈进行得比较顺利。刘少奇着重谈团结问题。关于中苏两党争论,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再不挑起,使两国、两党的关系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状况。

  十二月一日,八十一党会议全体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各党代表团团长在声明上签字,并通过公报、呼吁书等。刘少奇、赫鲁晓夫先后讲话,都着重讲团结问题,会场空气为之一变。为时二十二天的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在充满热烈、团结的气氛中结束。

  十二月二日,刘少奇以国家元首身份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十二月九日刘少奇一行回到北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表示对中共代表团工作的支持和肯定,对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及其声明的支持。

  从六月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中共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到八十一党代表会议达成协议,圆满结束,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方针,经过艰苦而又复杂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中苏两党的争论告一段落,出现了团结的局面。这是符合中苏两党、两国的需要,也是适应世界各党一致的要求。

  后来,毛泽东对八十一党莫斯科代表会议及其发表的声明,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一九五九年春季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一九六〇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摧垮。”③

  但是,八十一党会议声明,毕竟是中苏两党双方妥协的产物,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消除,只是暂时被搁置下来了。

  从六月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国际问题方面。

  进入十月以后,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毛泽东的心思和注意力又更多地转回到国内。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斗争在第一线,他很放心,只是对代表团请示的一些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同周恩来等人商量后,下最后决心并给予指示。八十一党代表会议的胜利结束,中苏两党关系的改善,也为毛泽东能集中精力抓国内问题创造了条件。

  虽然中央决定毛泽东休息一个时期,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他照样很忙,找人谈话,批阅文件,会见外宾。当他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时,心情极为沉重,常常睡不着觉。从十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护士长怕他营养不够,影响健康,每天都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的体重这时下降到七十五公斤。④

  主观上本来是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使人民早些过上好日子,使国家早些实现富强,但超越了实际可能,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却适得其反,受到严厉惩罚。

  对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认为,需要从坚决纠正“共产风”和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下手。十月十日,毛泽东看到湖北省和福建省的两份报告,立即写信给李富春:“湖北沔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一件,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在该县城门公社一个社即坚决压下2000多人(占总劳力45%)下去生产文件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⑤为中央起草的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后十二日发出。这个指示强调指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同时,为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各经济部门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必须在农业战线上保持和配备足够的劳动力。”⑥

  一九六〇年三月,毛泽东曾为中央写过指示,提出要坚持制止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口气很严厉。但是,由于急于过渡这个产生“共产风”的根源没有触及,相反,各地都在竞相搞过渡试点,且有扩大之势;再加上几个大办,大办食堂,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土铁路,大办水利,大办养猪等等,更加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到了十月,“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对农村经济以及人民正常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地暴露出来。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〇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问题已经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的问题。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以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讨论了问题严重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⑦信阳事件的材料,二十六日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反“共产风”问题,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的第一次。历史似乎在重演。但一九六〇年刮起的“共产风”,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超过了一九五八年。

  问题如此严重,“共产风”酿成的危机已是迫在眉睫,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加以纠正。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毛泽东十一月二日收到指示信稿,三日早晨审改完毕,立即退还周恩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谈一下,最后酌定。”“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⑧”三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定稿后,立即发出。

  毛泽东对指示信稿的修改,主要有以下一些。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至少五年不变”,是毛泽东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他将五年改为七年,并加了一句:“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毛泽东将“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原稿中说,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毛泽东将“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原稿中说,“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毛泽东改为“应该鼓励”。原稿中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在现阶段”之后,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⑨

  ①指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在会议期间提出的作出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内部决议。
  ②《杨尚昆日报》(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26页。
  ③毛泽东审阅《不怕鬼的故事》序言时加写的一段话,见1961年2月5日《人民日报》。
  ④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5月21日。
  ⑤毛泽东给李富春的信,手稿,1960年10月10日。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640页。
  ⑦王任重日记,1960年10月26日。
  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60年11月3日。
  ⑨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修改,手稿,196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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