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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四个月(18)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对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轮廓式、提纲式的总结,对一些史实作出判断。比方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就是一个重要判断。当然,有一些判断是不正确的,比如说,“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毛泽东的总结再次肯定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他批评了一些同志,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①

  毛泽东写这个总结,虽然只用了两个小时,但酝酿的时间很长。远的不说,大体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就开始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经验进行总结。后经一九六〇年一月上海会议,三月天津会议,又经过一系列小型会议的交谈,到这次上海会议,为了全面降低计划指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一气呵成,写出这篇重要文献。他在谈到《十年总结》时说:“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使我们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②

  毛泽东极端重视主动权这个东西。人们都还记得毛泽东说过的关于军事上争取主动权的那段话:“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③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始终注意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革命在他的领导下,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不是没有过丧失主动权或者处于被动的时候,但是凭他超人的智慧、丰富的经验和求是的精神,总能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由于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迷恋高指标,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听信一些不负责任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因而对高指标虽曾几次决心调整,总是落不到实处,因而总是处于被动状态。这次提出减少盲目性,争取主动权,是他对两年来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

  邓小平对《十年总结》作出一个评价,他说:主席这篇东西,我很赞成,需要总结一下。我看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如果说我们得到益处,恐怕就是这个。《十年总结》是全面的,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解决问题,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④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与会人员都一致赞成这个总结。

  《十年总结》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在当时起过积极的作用,其中包含一些普遍性的原则至今仍是适用的。当然,这个总结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肯定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表明对“左”的指导思想及其危害仍未能认识。

  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对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有的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还低。这次会议主要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快发展农业;二是强调作计划必须留有余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全局上改变被动局面,争取主动权。这次上海会议与一月上海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一月会议时,人们的头脑,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很热,认为一九六〇年仍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因而不论是三年补充计划,还是八年设想,都是脱离实际的。在这近半年的时间,经济形势日益困难,严重问题逐步暴露,计划完成情况很差,因而这次会议出现另一种情况,全面降低指标、强调留有余地。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不彻底的,但总是向实际靠近了一些。

  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本来应该像往常那样,狠狠地抓会议精神如何一步一步落实;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严重事件而转移了他的目光,他的注意力几乎全被吸引到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要对中国共产党发起全面攻击。中共代表团一到布加勒斯特,就受到全面封锁,在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会见,持续六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对中共进行猛烈指责。二十三日苏共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封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所署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通篇内容是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他们还把这封信改为《通知书》的形式,提前在二十一日散发给到会的其他党代表团。二十三日这一天,苏共又送来一份关于公报的稿子,说是准备二十四日开会讨论。因此,会议开始前,空气已十分紧张。

  从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议,也就是苏共在六月七日致中共信中所提出的所谓会晤。“会晤”一开始,就是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赫鲁晓夫又一次对中共进行激烈的攻击,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彭真给予反击,单批评赫鲁晓夫,着重批评他说帝国主义跟过去不一样,批评赫鲁晓夫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彭真提出:原先苏共给我们的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发表公报的事,我们对公报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立刻表示,不能修改,而要中共代表团签字。彭真说,我们要请示中央。

  当时,指导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同赫鲁晓夫进行这场斗争,处在第一线的是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的是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北京和上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六月二十三日,中央收到彭真来电,报告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来信即《通知书》的要点。中央书记处临时开会,讨论如何答复来电问题。同一天,毛泽东收到柯庆施送来的彭真来电的抄件,当天晚上,他邀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开会,商量此事。从这一天起,毛泽东等四位常委,加上柯庆施,有时刘晓也参加,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连续开会五天,讨论布加勒斯特会议问题。

  由于中共代表团不断地、及时地把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报告国内,中共中央对会议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及时地给代表团指示,所以代表团的斗争进行得很成功。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发表了一个声明。

  布加勒斯特会议标志着国际共运阵营分裂的升级,中苏两党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⑤

  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于六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经蚌埠、济南于七月二日到天津。当天晚上,在专列上听取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到达北戴河,准备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七月五日开始,八月十日结束,共一个月零六天。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中苏关系)和国内经济问题。

  一九六〇年已经过去半年了。这半年来,和原来的预期相反,生产计划完成得很不好,从四月以来,工业生产不断下降,农村中的“五风”和急于过渡的情况,虽有中央明文制止,但由于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缺乏切实有力的具体措施,因而没有多少成效,加上一些地方严重干旱,粮食形势非常紧张。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十分紧迫而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来这次会议需要充分讨论和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召集政治局委员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开会的时候,就讲到:国外争论的解决,取决于国内工作。现在我们的工业、农业都未过关,必须下决心,立志气,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纠正缺点,把各项工作做好。要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争取在三年到五年内把过关的任务完成。⑥但是,中苏关系问题却始终吸引着与会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主要注意力,对国内经济问题没有深入讨论。

  ①毛泽东:《十年总结》,手稿,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7页。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23页。
  ④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⑤以上根据《杨尚昆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4-517页。参照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79-300页。
  ⑥《杨尚昆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8、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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