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 > 传记 > 毛泽东传 >  上一页    下一页
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四个月(7)


  毛泽东这一次集中时间所读的书,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并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起,到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鉴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发生一些问题,干部中存在一些混乱思想,毛泽东深感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以后又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建议大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次他自己带头来读。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邓力群有一个比较详细回忆:

  “这一年(指一九五九年。——引者注)的12月上旬,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十九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二十章起,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这次计划读的部分是下册。毛泽东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念,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时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想利用假期到苏州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为了不误读书,我们又乘夜车于星期一早晨赶回来。

  26日,是毛主席六十六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只是毛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两位。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饭后,毛主席赠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我们读书的地点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了丁家山读书,从下午六时读至十时,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日,照常读书。

  在杭州的这段时间,读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我每天记录,并在梅行同志帮助下,当天整理一遍。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并冠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1月4日,我们和毛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这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读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参加毛主席读书小组的人传达毛主席读书时的谈话内容。我被分到朱德、邓小平同志所在的组。我问:毛主席没叫传达,可以传达吗?邓小平同志说:可以传达。于是,我按照整理的记录详详细细地做了传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也在其他三个小组里分别传达了毛主席读书的谈话内容。

  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毛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主席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教科书上。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主席既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

  胡乔木同志在上海会议上听了传达后,把毛主席读书的谈话记录和我读的那本书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后,他对我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毛主席画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简单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据他看,整理的记录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读书的见解。乔木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上海会议结束后,我们随毛主席去广州,在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至此“教科书”下册读完,时值1960年2月9日。陶铸、胡乔木同志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谈话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前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

  毛泽东读这本教科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他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发表议论。有些是有感而发,有些是带有总结经验的性质。并且从中国的经验同苏联的经验相比较中,来探讨一些问题。毛泽东读教科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独立思考,又有分析。他说这次读书采取了“跟着书走”的方法,是为了了解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只是跟着书走,既肯定正确的东西,又有大胆怀疑,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读教科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是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读;他不是在那里坐而论道,而是结合读书考虑中国应该怎样做。这次读书是在庐山会议之后,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的一些“左”的观点。但又因为有了“大跃进”之后纠“左”的一段经历,因而同发动“大跃进”时又有所不同。

  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关于如何认识规律的问题;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关于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对待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的问题。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是毛泽东一生中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使用的根本方法。这个方法始终贯穿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之中。他说:“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批评教科书没有运用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他说,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说明量变中就有部分质变的道理。部分质变论,并不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但经他重新提起并加以发挥,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不仅有哲学意义,还有实践意义。就像他所说的:“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到来。”

  关于如何认识事物规律的问题,毛泽东说:“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毛泽东批评这本教科书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他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这里,他为人们指出了一个研究和认识规律的基本方法。

  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

  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他根据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在于,在运用这个理论观点指导社会实践的时候,不能以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自然而然地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如果这样理解,这样去做,就会出现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情况。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要根据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人们接受的程度。归根到底,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梦远书城(my285.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