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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四个月(4)


  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继八月间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发生边境冲突以后的又一次边境冲突。为此,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十一月三日飞抵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对这个问题怎样处理。另外,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报告中宣扬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对政府首脑会议(又称最高会议)寄以特别的期望;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互相让步、互相迁就、彼此迎合;宣扬战争恐怖①;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②等等。这篇报告引起周恩来等的注意,也需要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同时,还要谈谈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周恩来一行中午到杭州,当天晚上就向毛泽东汇报。首先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讲话的主要内容,然后就讲话中涉及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主要集中在艾森豪威尔的对外策略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王稼祥说,他和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他们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策略上有了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说这是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

  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他们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变。”我们“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破坏社会主义,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

  接下来,谈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周恩来和雷英夫③用地图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胸有成竹地说:“我想提这么个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习惯的边界,整个全线各退十公里,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有二十公里的距离,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那么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

  大家一致称赞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招,认为这样做是很主动的。

  毛泽东的这个主意并不是临时想出来的,他已经考虑一阵子了。他说:“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

  毛泽东说:“这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现在为解除这种状况,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谈判解决这个时候,关于中印边界,还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太迫近了也是危险。”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大家的估计是,尼赫鲁很难不同意。但毛泽东估计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说:“还有可能,他就不退。”

  毛泽东说:“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

  最后,毛泽东提出,用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④

  毛泽东这次谈的,有两点值得重视,都是属于涉外重大方针的。其一,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盘子”。其二,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东方,这个判断决定着中国长期以来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

  在谈到一九六〇年的经济计划时,周恩来说:“一九六〇年计划数字,现在总是看涨,我们是控制了。”毛泽东说:“下面有劲,不要越涨越搞得被动。”周恩来和彭真都说,钢的产量计划是一千八百万吨,死啃那个一千八。毛泽东紧接着说:“死啃一千八,搞个半年再讲。六月间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一千九。”毛泽东总想把钢铁搞得多一些。

  彭真谈到农村整社,说现在各地方都展开了。毛泽东说:“现在是怕‘左’,广东就有那个苗头,他们自己也知道,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批评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太凶。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彭真说:“现在已经起来了,要专门讲一下方式。”毛泽东说:“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

  对“反右倾”运动中出现的“左”,毛泽东已多少有所察觉,但他认为只是有这个苗头,并没有把它看成一个严重问题,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或者防范。

  然后又谈到水利。一九五九年中国是个大旱年,入冬以来各地都在大搞水利,特别是河北、河南两省。胡乔木讲了一下他在河北的所见所闻:“我在河北走了几个地方,一路上就是像打仗一样,白天晚上,来来去去,都是上水库的同从水库回来的,他们轮班。大车和背上一大堆行李,另外还有送给养的,因为给养都是由各个公社负责。路上完全像支前一样,比支前紧张得多。邯郸农村劳动力的半数以上到水库了,半数以上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只有妇女,男劳力很难留下。他全区不过六百万人,不过两百万劳动力,他就有一百六十万人上水库。”

  这种景象,可以说是当时大搞水利的一个缩影。

  周恩来接着说:“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⑤这些扫尾的工程还要搞,这边密云水库还可继续。现在冀东还要修两个水库,原来六个要收尾,又增加了三个。跟他算来算去,总要少一点,不然,到了春天农忙一来要受影响的。这是河北,河北算最大头。河南也算个重点。现在冀、鲁、豫、苏、皖是一个重点区,然后黄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晋、陕、甘、宁夏,然后就是旱区四川、湖北,还有……”

  毛泽东:“安徽大旱。”

  周恩来:“比湖北还好一点。”

  彭真:“三十一号到一号这几个地方都下了雨,鄂东下了雨,川西也下了。”

  毛泽东:“下了四天雨,对秋收不晓得有无妨碍?”

  胡乔木:“问了,如果再下就不利。现在这样的雨比较小,下三天影响还不大,再下就不好了。”

  周恩来:“河南有一千多万亩重新种了,种上出来又干死了。”“现在最急的还是一个农业上的水利,水利为先,的确要多搞,要好,但也不一定用的劳动力太多。第二是铁路,第三是电。还有农业机械。”⑥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那一年旱情的严重程度,可以看出中共领导者们如何关心水利和水土保持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的广大农民为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多大的代价,今天当人们享受着当年大修水利带来的好处时,不应当忘记他们。

  第二天,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彭真等返回北京。毛泽东要王稼祥继续留在杭州,准备他们两人一起,与参加华东协作区会议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谈谈国际问题。

  周恩来回到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信中提出了中国政府关于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信是七日发的,八日由中国驻印度大使交给尼赫鲁。十一月十六日尼赫鲁致信周恩来,表示准备就中印边界问题同周恩来会晤,但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这一点被毛泽东估计到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往后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美国政府对外策略的变化,以及赫鲁晓夫对这种变化的态度,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十一月十二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

  “找出杜勒斯几个文件来。这个注释是林克,我的那个秘书注的,新华社原先就有,没有注完全。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⑦

  ①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不要让人们在睡觉时还想:这是他们最后一个和平的夜晚;每分钟都可能发生战争的浩劫。”
  ②见1959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③雷英夫,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1月3日。
  ⑤这是河北西部太行山一带的四个水库。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等谈话记录,1959年11月3日。
  ⑦毛泽东、王稼祥与华东地区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59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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