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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11)


  毛泽东对张闻天非常不满,他认为张是“旧病复发”,而且“陷入了军事俱乐部”,与彭德怀搞到一起了。这一点,对毛泽东来说,是最忌讳不过的。

  八月四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介绍了前一段开会的情况。

  这以后,会议的揭发批判,集中到“军事俱乐部”问题上,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对这个问题的揭发和追逼,使得这次全会的气氛极不正常,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极大破坏。彭德怀为了顾全大局,一再作了检讨。他后来回忆说:“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②(②《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78页。)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再次讲话。

  这次讲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哲学的角度,从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方面,对彭德怀等人做分析。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同方法论,这个问题,几十年都没有解决,自己也不愿意解决。这些人“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他甚至说,“犯错误的同志,或者是主要的领袖,比如彭德怀同志,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这些话,实在讲得太过分了。

  他说:“我们跟彭德怀同志个别的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等几位谈过几次,常委会又跟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周小舟、李锐这些同志,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

  然后,又历数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就发生变化,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精神准备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的。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毛泽东认为,这些就是彭德怀等这一次“迫不及待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的由来。

  说彭德怀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同盟者”,这个论断显然是不对的。这个观点,正是后来把老干部等同于“民主派”,“民主派”等同于“走资派”这个错误观点的初始。

  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今年上半年,不但有正面的成绩,而且有反面的成绩。全国人民,全体党员,在这一年半中间的进步,等于过去几十年,学会什么叫价值法则,什么叫等价交换,“一平二调”是不对的。这是个大学校。反面的东西变成一种有益于我们的教材。

  毛泽东特别讲到“秀才”问题。他说:有些人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我看挖不到,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

  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使庐山会议由反“左”转到反右。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最后,毛泽东提出,这个会收场要收得好。他说:“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评吗?批过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我相信,经过这一次会议,我们全体会要大进一步。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毛泽东又说:“要估计彭德怀等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他们脑筋里头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从七月十六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彭德怀同志谈过:难道我们三十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这样,必须搞两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判,继续批判从严。”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1日。)

  从八月十日至十六日,毛泽东连续写了几个长篇批语和通信,对彭德怀,对所谓“军事俱乐部”,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进行批判,其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十一日的讲话。

  八月十日,在对安徽省委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里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①(①毛泽东对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农村食堂给中央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9年8月10日。)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给与会者写了一封关于读两本书②(②关于两本书,毛泽东说:“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毛泽东所说的《哲学小辞典》应为[苏]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的建议信。信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词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他提出:“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人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③(③毛泽东《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手稿,1959年8月15日。)

  同一天,他又批示印发了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这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等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言论中摘编的。毛泽东在八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先后写了两个长的批语,分别题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在第二个批语中,他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①(①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手稿,1959年8月16日。)

  把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这大概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延伸到党内,使党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损害,影响深远。

  关于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毛泽东写道:“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日看,二日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②(②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手稿,1959年8月16日。)

  本着同样的目的,毛泽东还在八月十六日写了《关于枚乘<七发>》一文,借汉赋《七发》来比喻现实。他写道:“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漶然汗出,霍然病已’。”

  尽管毛泽东反复讲党的团结,讲“团结-批评-团结”,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是,由于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做出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方针,其结果只能使党内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连续召开全体会议,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检讨。与会者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整个会议被紧张气氛所笼罩,批判的调子更加升级,主要集中在揭发批判所谓“军事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联系,以及追查说毛泽东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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