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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9)


  会散了。毛泽东走出会场,彭德怀迎上前去,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愣了一下,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事后,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②(②彭德怀1959年写的《庐山笔记》。)

  毛泽东这次讲话,是一个转折,庐山会议的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

  从七月二十三日下午起,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说听了讲话大吃一惊。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纷纷检讨、表态。直到七月二十六日,分组会上的发言,虽然对彭德怀提出批评,但总的说来语气还比较缓和,气氛也还正常。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会上也都作了自我批评。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③(③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七月二十六日,各组传达了毛泽东的四点意见。同一天,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李云仲是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曾经担任过国家计委副局长。他的信主要是反映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战线上忽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

  毛泽东的批语,是作为对他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补充,发给与会者的。先是肯定李云仲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肯定他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很中肯,并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

  然后,把笔锋转到反右。他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他接着说:“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

  毛泽东最后指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①(①毛泽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手稿,1959年7月26日。)

  毛泽东四点意见特别是“对事也要对人”这一条的传达、和这个批语的印发,使得对彭德怀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小组会上的讨论,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彭德怀的思想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党的总路线进攻”;“彭德怀的错误,不仅是立场问题,而且是组织问题,锋芒是对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想用他的思想代替中央的总路线”;彭德怀的信“是别有用心”,等等。到后来,越来越集中搞彭德怀历史上的问题,会议的气氛越来越不正常了。

  在分组讨论的同时,毛泽东一边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一边向会议印发各种文件,推动和指导会议的进行。

  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其中一个材料是反映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等等。。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这些材料,再加上先前印发的一些人对“大跃进”以来国内政策的批评,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是和党内党外所谓右的势力在遥相呼应。

  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①(①这是赫鲁晓夫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讲话的节录。其中讲到公社问题时说:“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他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

  批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②(②毛泽东印发《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的批语,手稿,1959年7月29日。)

  八月一日,毛泽东又把这三篇报道连同他的批语批给王稼祥阅,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③(③毛泽东给王稼祥的信,手稿,1959年8月1日。)

  对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影射中国。后来,利用赫鲁晓夫十月访华的机会,向他当面澄清人民公社的问题。但不是在正式会谈的场合,而是在送赫鲁晓夫上飞机的会客室里的谈话中,似乎是有意这样安排的,自然,口气不会像写党内批语那样严厉。毛泽东说:“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决议里面了。”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10月4日。)

  过了几天,一个波兰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会见时,把跟赫鲁晓夫讲的这些话,又对他们说了一遍,并进而指出:“现在我们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加个人所有,两条腿走路。主要的是集体所有。”他还告诉波兰客人: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成立公社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公社可以办相当大的中型水库,过去不能办的工厂、学校、托儿所等现在也能兴办了。至于名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叫公社也可以,叫合作社也可以。但它经营的不只是农业,它有工业,还有学校。②(②毛泽东同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这样详尽地介绍中国的人民公社,可能包含着消除赫鲁晓夫讲话在波兰的影响这样的意思。

  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印发鞍山市委的一个报告,在批语中对集中力量进行反右倾鼓干劲提出明确要求:“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

  这些批语,使庐山会议批彭反右的调子越来越高。

  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次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这一决定。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想做两件事。第一,改指标。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规定的一些指标,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开修改,党内要经过中央全会决定,然后再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第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

  关于会议文件问题,他说:“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①(①指正在起草中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29日。)

  为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集中批评彭德怀做准备,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彭德怀进行面对面的批评,同时争取一些跟彭德怀持相同意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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