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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左”的努力(15)


  在全国出现了如此普遍的春荒,不难想像,对毛泽东会有多大的触动。这时,全国从南到北已陆续进入春耕大忙季节。在此重要时刻,如何真正调动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解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以达到增产的目的,实在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四月二十九日,他又提笔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通到最基层。信写好后,先征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林彪、朱德、谭震林、彭真的意见,又征求了在北京参加人代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的意见。他在信里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包产问题;第二,密植问题;第三,节约粮食问题;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机械化问题;第六,讲真话问题。

  这六个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却是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要害问题,是针对“大跃进”以来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来的,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

  关于包产问题,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不怎么相信那些浮夸数字了。

  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密植问题,是当时干部、群众中争论很大的一件事。越密越好的观点,那个时候相当流行,还很顽固,是生产瞎指挥的重要一条,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

  对粮食问题,毛泽东曾经过分乐观。经过“大跃进”错误的教训,他的头脑清醒多了。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关于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是毛泽东曾经倡导的口号,实践证明这是不现实的。在这封信中,他改而提出“播种面积要多”,确定“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关于机械化问题,他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件事要用十年时间来做。他要求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试制新式农具。还说: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也包括在机械化之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党内通信》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讲真话问题。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①

  毛泽东这封通信,以其特有的风格和通俗生动的语言写出来,就像是跟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谈心似的。他讲的也就是他们所想的,个个问题切中时弊。这封信一传播开来,立刻在全国农村中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在某些地方,受到过某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一时的封锁,但终究是封锁不住的。这封信来的时机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不少地方还在那里就密植问题争吵不休),北方也正在春播。毛泽东见事早,抓得也早。这封信把许多人从盲目性中解放出来,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继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是《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②

  这样,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仅在实际上恢复了高级社的规模(就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言),也部分地恢复了高级社的某些政策,并且开始注意解决如何发挥集体和社员个人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这些政策的恢复,对帮助农民渡过粮荒、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在农业出现春荒的同时,工业方面的问题也突出起来。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指标,毛泽东曾一度认为,“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③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仍是高指标,问题并没有解决。从四月份的生产情况看,上海会议拟定的第二季度分配钢材二百五十万吨的方案,肯定要落空。毛泽东便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与此同时,四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也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一下钢产指标和钢材分配问题。总的精神是“稳住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④

  中央财经小组在陈云主持下,连续听取冶金部的六次汇报,从钢铁生产的总的情况到各个环节,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到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逐一详细了解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一千三百万吨”。⑤五月十一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这次调查情况的汇报。

  五月十五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对钢铁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他一方面阐述了钢材生产指标定为九百万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如实反映了冶金部负责人的意见,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九百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一千三百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他向毛泽东提出:“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⑥

  经八届七中全会调低后而确定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钢产指标,也保不住了,下一步究竟应该退到哪里?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陆续表示意见。在五月十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⑦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并说: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希望赶快把钢产指标定下来。五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他也表示:“思想上应从一千八百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眼睛只看到一千八百万吨,就会把全面丢掉,包括丢掉人心。”⑧

  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在会上汇报了有关情况。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

  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

  他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⑨,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他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

  他说:“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真正一算,是一千三百万吨钢、两千万吨铁。”“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

  最后,毛泽东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⑩据吴冷西回忆说:“我特别注意到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据我记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⑾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表示,过去的大跃进,使全党注意抓工业,这是极大的收获,出现了一些问题,知道了缺点,这就是有成绩。现在农村中要解决的问题是食堂如何办?想摸一下,准备最近出去,中央会议六月不开了。⑿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50页。
  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9年5月6日。
  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④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1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0页。
  ⑤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1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0页。
  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9、140页。
  ⑦转引自陈云关于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5月15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9页。
  ⑧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64页。
  ⑨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定的1959年的粮食计划产量。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6月13日。
  ⑾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35、136页。
  ⑿《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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