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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左”的努力(5)


  会议期间,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报告反映,这年春夏之间云南发生因浮肿病等引起严重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紧张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件事,当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会议,认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承担责任,吸取教训。他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①

  在这以前,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前往武昌的途中,写了一个同样内容的批语。当时他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也把这个批语在武昌会议上印发了。批语指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②

  要关心群众生活,生产、生活一起抓,要保证群众睡足、吃饱,不能把工作任务提得过重而不关心人民的生活,毛泽东从郑州会议讲起,一直讲到武昌会议,要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这一重要问题。

  在纠“左”方面,比起第一次郑州会议来,武昌会议又前进了一步。中共高层领导中间,对于一些突出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的重点放在分组讨论和修改两个文件上,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决议集中针对两个突出的倾向,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另一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着重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现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又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③决议要求,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人民公社的许多“左”的、超越历史阶段的东西,但它的锋芒,如毛泽东所说,主要是对着那些性急的人。

  《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很不彻底,除对基建投资、钢产量作了压缩,其他指标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对这些指标,陈云有保留,向具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提出过,希望在会议公报中不要公布这些指标,但这个意见没有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全会讨论通过了这两个决议。

  这次全会还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定》。《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还说:“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④

  这件事,毛泽东酝酿已久。从一九五六年起,他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一九五六年夏,在北戴河讨论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期间,他在一次几十人参加的会议上谈过这个意见。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又提出这个动议。黄炎培、陈叔通思想不通,还联名致信刘少奇和周恩来,表示不赞成。五月五日,毛泽东看过这封信,要刘少奇召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以后,由于发生反右派斗争等事件,这项动议被暂时搁置起来。这次中央全会予以通过,毛泽东摆脱繁重的国务活动的愿望就成为现实了。

  六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他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他强调,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犯有强迫命令、说假话错误的干部,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对“苦干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他再次表示怀疑,认为三年不能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只能改变一部分。他说: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议论。一种是性急一点,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锋芒,就是对付性急的。也有少数人认为,搞公社,搞社会主义建设太急了,内心有忧虑,怕我们跌跤子。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关于毛泽东提到耕作“三三制”问题,全会上有不同意见。有人建议不要把它写在决议里,有人说这个办法有点冒险。也有一些人说,这个事可以做到,决议里可以写得灵活一些。毛泽东仍然肯定“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并且说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毛泽东所以作出这种脱离实际的判断,显然是由于听信了那些惯于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的虚报数字,从而过分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农业生产状况。后来这种估计很快就被实践打破了。毛泽东在讲话中,突出地讲了两种可能性问题。他说:食堂、托儿所、公社,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性都有。我们党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胜利下去,或者灭亡。所以,我们要积极准备,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在政治上是强国,在军事装备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⑤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央会议,历时一个多月。他是在用心研究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解决这些问题。但这只能说是纠“左”的开始。问题还没有更多地暴露,有的已经暴露,也还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认识领域,或者没有被他所重视。毛泽东反对作假,但仍被某些假象所蒙蔽。他一方面纠“左”,另一方面在他头脑里仍然有不少“左”的东西。纠“左”的任务还严重地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

  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到广州住了十多天,十二月三十日返回北京。

  一九五九年初,问题更加暴露出来。一个突出问题,是农业发展速度明显缓慢。同钢铁等重工业年产值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点八的情况相比,农业总产值实际上只增长了百分之二点四,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四千亿斤,只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二点五,比八届六中全会上七千五百亿斤的估计少了将近一半。但这些严重情况,人们当时并不清楚。在相当普遍的浮夸风影响下,一九五八年征了过头粮,在产量实际上比去年只增加百分之二点五的情况下,由于高估产,征购量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三,把相当数量的农民口粮和种子粮也征走了,致使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从一九五七年的四百零九斤下降到第二年的四百零二斤。⑥全民大炼钢铁又严重影响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正常发展。轻工业生产和原材料生产严重落后,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农村劳动力造成极大浪费,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虽然看到了一些问题,但对问题严重程度的估计仍远远不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一月二十六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轻工业和市场问题、农业问题、劳动力调配问题等。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一月十八日召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谭震林讨论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当时,他的注意力仍然在确定这一年的计划指标上,特别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毛泽东在二月一日和二日的讲话中,提出完成任务的几个有利条件,确定一九五九年仍然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一年,这就为会议定了基调。这次会议虽然对一九五九年的计划作了一些调整,但各项主要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基本上维持武昌会议的指标。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后来感到有些后悔。他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一月二十六日的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会前,我找了几个中央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从前工业生产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厂,百分之十五依靠新的,百分之八十五依靠旧的。而一九五九年百分之三十是靠新的,百分之七十是靠旧的。因而,武汉会议⑦定的指标难于完成。我当时说,完不成拉倒。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⑧又据薄一波回忆:“陈云同志表示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毛主席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那时,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陈云同志‘右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他赏识陈云同志的见解,要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那时还不摸底,以为毛主席要他检讨。”陈云在会上就压低钢指标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薄一波还回忆道:“因而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⑨

  ①毛泽东:《一个教训》(对中共云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11月25日。
  ②毛泽东对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630期(1958年11月11日)刊载的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加写的批语,手稿,1958年11月14日。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606、607、611页。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647页。
  ⑤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2月9日。
  ⑥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34、235页。
  ⑦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⑧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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