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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大跃进”(17)


  毛泽东深知抓住时机的极端重要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际上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这就有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当时他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间地带吃不下去,内部又有经济危机,过去人民的力量不能制止战争,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①(①毛泽东同中国驻外使节谈话记录,1958年6月16日。)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以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想用最快的建设速度,使国家发展起来,兴旺起来,强大起来。

  对于发动“大跃进”,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充足根据的。从客观条件来说:第一,中国有六亿人口,这是决定的因素。第二,中国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经过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形成了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平等关系,由此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从主观条件来说,党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且有了一套工作方法,能够适应“大跃进”,并能够保证“大跃进”不出大的乱子。

  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很满意,认为发展速度太慢,决心另辟蹊径,闯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八年的实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还很不足。别人的经验不愿意照搬,自己的经验又很缺乏,这样就很容易把过去领导革命的一些成功经验移用到经济建设中来。用群众运动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搞经济建设,就是突出的例子。

  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者,调查研究的倡导者。但在“大跃进”中,他背离了这些原则,从主观愿望出发,实行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政策,片面地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人的意志的作用,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很多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调查研究不是没有,但大多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或是从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中得到很多并不真实的和虚假的东西。而这些不真实和虚假的东西,归根到底,是从上面(包括毛泽东本人)用行政力量压出来的。根据这些来决定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是多么危险!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断地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不像过去那样讲实事求是,从思想路线上偏离了正确方向。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经过以后二十年的曲折道路,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

  “大跃进”最大的教训是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凭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发展速度完全可以快一些,也应当快一些。但是由于要求过急,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无法实现的工作任务,而且把是否实现这些高指标和工作任务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样,就在党内助长了浮夸虚报、说假话、强迫命令等坏作风的滋长。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被抛弃了。主观愿望代替了科学论证。所谓“破除迷信”连科学的东西也破除了。以“一〇七〇”的钢产量指标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指标,牵动了全局,一压下来,正常的经济秩序被完全打乱,许多正确的政策规定也成为一纸空文。

  毛泽东曾经谆谆教导党内同志: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但不幸的是,在一个接连一个的胜利面前,他自己却骄傲起来了。他常说:三年半的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他没有想到;农业合作化完成得那么快,他没有想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那么顺利那么快,他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原来以为十分困难的任务,都一个一个顺利地实现了,在他看来,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由于他过分地自信,由于听到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就逐渐地难以再听不同意见了,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毛泽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这些都是值得借鉴和深刻总结的经验教训。

  “大跃进”中取得的一些成绩不可抹煞,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对此,邓小平在过了二十多年以后,说过这样一段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刷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又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6、308、309贝。)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公正地作出如下论断:“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l司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②(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8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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