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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大跃进”(9)


  他说:“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6日。)

  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在发动“大跃进”的道路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批评反冒进为主,转到发动“大跃进”为主,是一次发动“大跃进”的中央会议。生产指标,一涨再涨;完成任务的时限,一缩再缩。反教条主义、反经验主义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本来都是好事情,但是在“左”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却鼓励了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情绪。由于反复讲唯物论、辩证法,使得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更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形态。

  成都会议提出和研究了许多问题,而最主要的是开始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且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尽管还没有明确地把它突出出来,作出一个正式的规定。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同这年二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八年计划指标相比,作了大幅度的调整。钢产指标从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提高到七百万吨,粮食指标从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提高到四千三百一十六亿斤。基建投资从一百四十五亿七千多万元增加到一百七十五亿元。

  会议还搞了四十几个文件,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工作会议上,如此集中地讨论经济问题,搞出这么多经济文件,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成都会议结束后,各省立即回去传达。在提出“苦干三年,改变面貌”的河南省,其负责人宣布:“水利化已经做到,已完成五十二亿土方的水利工程。”在大搞水利方面,在南宁会议期间曾经得到毛泽东表扬的安徽省,其负责人说:“水利落在河南后面了,现在是赶河南,四月底可以到四十五亿土方。四十九个县可以宣布水利化。”又说:“完成农业四十条,不要七年了,可能是三到五年。”①(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3月26日、4月2日。)超越实际可能的盲目攀比赶超之风,就这样在一些地方从上到下以不可阻挡之势刮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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