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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大跃进”(8)


  毛泽东还提出“六不怕”:“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他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为了活跃党内思想,在领导干部中形成带头学理论、想大事、抓大事的风气,毛泽东提议创办党的理论刊物,中央办一个,各省都办一个。

  开会期间,毛泽东的精神和工作,并非总是绷得那么紧,也有松闲的时候。他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出来发给大家。其中有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李商隐的《马嵬》等。这是要大家读点诗词,长点知识,活跃一下气氛。这既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爱好,也反映了他此时的一种心境。

  他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他要各地负责同志回去收集一点民歌,搞几个{式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大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跃进”甲兴起了一个写作和收集民歌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他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我们可能搞到几百万或者成千万首的民歌。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2日。)

  民歌,也是一种艺术,而艺术创造是不能搞群众运动的。当时一些流行的民歌,尽管也可以说反映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但对“大跃进”中的浮夸作风和形式主义的盛行也起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毛泽东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出路问题,所提出的新的见解,则是应当引起重视和研究的。

  毛泽东讲话后,欧阳钦、陶铸、李先念、林铁先后发言,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有的还作了进一步发挥。有的人提出,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也要破除对经典著作的迷信,提倡大胆怀疑与独立思考。有的说,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②(②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3月22日。)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第五次讲话,主要讲思想方法问题。

  对反冒进的问题也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接着他说:“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枣。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真真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作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国务院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但有时没有抓住本质问题。

  他说: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即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

  毛泽东称赞了冶金部党组的一个做法。他们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说,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议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五年。

  每当中国革命事业向前胜利发展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提醒全党,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成都会议上又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是反冒进。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争情。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

  要登报。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有余地。又说: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想下马,而是要搞措施。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5日。)

  毛泽东讲话后,张德生、胡乔木、柯庆施、邓小平、陶鲁笳、周恩来、薄一波、滕代远、刘少奇、彭德怀先后发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大都是讲思想、理论问题,主要有:反对教条主义问题,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思想斗争的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问题,思想解放运动问题,领袖的作用问题等。还有人提到逐渐削弱城乡、工农差别,以及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发言的基调仍然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

  有的说,教条主义在内战时期主要表现为“左”,在建设时期主要表现为右。有的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思想斗争具有深远的原则性的意义,这场斗争,是在建设路线、方针方面的斗争,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用什么方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种是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一种是慢慢吞吞,冷冷清清,两种方法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衰问题。反冒进和其他错误,根源是主观主义,或者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克服主观主义就是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要有雄心,但心要热头要冷。有的说,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急性病,从当前来讲,右倾保守的危险还是主要的。急性病的问题要防止,但也不甚可怕。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是截然分开的。集体所有制将来要转化为全民所有制,但目前不要搞集体变国营的群众运动。

  在发言中,一些中央领导人都对毛泽东说了一些赞扬的话。有的说: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的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①(①成都会议记录,1958年3月25日。)他们说这些话,态度是诚恳的和严肃的。他们对毛泽东的信任和钦佩是发自内心的。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三月二十六日,历时十八天的成都会议结束了。在会议的最后,毛泽东又讲了话。这是他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六次讲话。

  他说:“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过去我们太实了。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相结合。”

  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年抓四次,特别是今年,要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这正是毛泽东以往所不很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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