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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大跃进”(7)


  这段话,分析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并加以区别。实际上是很难区别的,结果是鼓励和助长了不加分析的、盲目服从的个人崇拜。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从三月十日起,到十九日,会议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毛泽东作了许多插话,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内容。

  ——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的八年,顾不上也抽不出手抓建设。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建设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科学、文教、商业还没有摸。我们一定苦战三年,切实去摸,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可不可以这样提,各省可议一下。

  ——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

  ——实现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提三年到五年。

  从这些话里,可以感受到成都会议上那种过热的气氛。不久前,还一直在讲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英国,现在变成“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又增加了一个“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这些,虽然没有作为正式口号提出来,但思想的倾向是清楚的。本来,提出十五年在钢的产量上赶上英国,是有根据的,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薄一波曾经说:“十五年赶上英国,就钢的总产量来说,也不能算是冒进。”“如果我们按一九五六年八大确定的指标和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办事,不搞什么‘大跃进’,那么,我国一九七二年的钢产量超过英国是绰有余裕的。”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44、745页。)但在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情况下,笼统地提出十年赶英就成为主观想像的东西了,二十年赶美就更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时间也大大提前,原来规定十二年完成的指标,有的提前到三至五年,有的提前到五至七年。

  对于一些地方提出的太离谱的高指标,毛泽东还有所顾虑。比如,辽宁提出两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毛泽东就说:“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可以提得活动一点,留有余地,再看一看,以免被动。”

  ——搞农业机械化,小社势必要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可以搞联社。

  ——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会合并一些社。际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五年之内逐渐合并。

  ——“二五”计划期间,平原地区合作社的规模大一些为好,可以办小学,办工厂。

  在农业生产中,为了水利的综合利用,提高水的使用效益,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兴起了大搞水利运动,在许多地方,已经冲破了现有合作社的规模,要求并社。经过毛泽东的肯定和倡导,可以预料,并社和扩社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起来,这就是后来人民公社运动的出现。在社员家庭副业方面,毛泽东采取慎重和保护的政策。他说:苦战三年,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的养猪。三年内增加合作社积累,分得少了,应该使农民发展•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要多养猪,两头堵死不好。①(①以上均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插话记录。)

  在这个期间,毛泽东批转了一批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在会议印发的一百余份文件中,毛泽东提议印发的近六分之一,其中相当多的是一些省和部的跃进计划和经验。他印发这些材料的目的是要推动其他地区和部门也能打破常规,来一个“全面跃进”。毛泽东还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选出一些反对所谓落在群众运动后面、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印发会议。

  听了几天汇报后,毛泽东在三月二十日发表第三次讲话。

  他对于汇报中提到的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他说,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②(②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在12年内所要达到的指标,即:黄河、秦岭以北地区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达到800斤,简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对于这样一个完全脱离实际、根本办不到的跃进计划,毛泽东虽然并无太大把握,但还是有些相信,并未制止,而是采取大体肯定的态度,主张试试看。他认为: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他又说: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那末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毛泽东说: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四十条还没有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①(①指由地方各级分别投资兴办的建设项目。)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他说:这个路线开始形成,由于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毛泽东对于已经和正在出现的跃进局面,从根本上说是肯定的和欣喜的。但对这样一件从未干过又毫无经验的大事业,他似乎也预感到可能会出什么乱子。但他相信,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虽然有时说还要看几年),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经高涨起来,只要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这两级领导一年抓四次,开会研究,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就不会出大问题。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第四次讲话。毛泽东的精神越来越兴奋,情绪越来越高昂,思想越来越活跃。这次主要讲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敢想敢说敢做。为此他提议把会议延长两三天,专门谈谈思想问题,以解放思想,提高风格。

  他说: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他还讲不要怕教授,说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他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的这个思想,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来了,但没有展开,这次大大地发挥了,举出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清为目的。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二十岁,死时也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二十二岁。颜渊死时只三十二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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