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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大跃进”(5)


  他说: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也不行。《易经》上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曾子也说:“夏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这都是圣人之言。我们要的是革命的、合乎实际的平均先进定额(指标)。过去的东西不轻视不能活下去。历史是要的,但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人类历史是五十万年。①(①这是当时通行的说法。根据最新的考古成果,人类历史至今至少已有三百万年至三百五十万年。)“拿现在来比,倒数上去,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才叫进化,才叫进步。所以,轻视过去,在这一点意义上讲完全必要”。还有一个“迷信将来”。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也总是寄托在将来。所以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四句话,恰好是正确的。

  毛泽东强调说,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②(②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28日。)

  二月一日至十一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动员大会。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

  会议批准的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体现出跃进的精神,也还照顾到实际可能性。计划提出:基本建设总投资一百四十五亿七千七百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六百八十八亿三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一。粮食产量要达到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棉花达到三千五百万担。工业总产值六百四十三亿七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六。钢产量拟定为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二。

  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鼓起干劲,力争上游!》、《高产区能再跃进,低产区也能跃进》、《发动群众打破陈规》等社论,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思想,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造起了“大跃进”的声势。

  此时的毛泽东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他利用开会间隙,跑了一趟济南,接着又到东北,去作调查。

  二月五日上午十时,专列开到了济南。毛泽东在住地召集几位地方负责干部和农业合作社社长谈话。有山东省委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莱阳和聊城的地委书记,泰安县委书记,历城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社长,寿张县一个农业合作社驻社干部。第二天上午,又在住地同省委、莱阳地委和济南市委的负责人谈了~次话。下午返回北京。

  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东北之行。他想更多更快地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增加一些感性知识。为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这次出行,不坐火车而乘飞机。二月十二日下午到沈阳,顾不得休息,立即去东塔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参观。晚上,与辽宁省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等人谈话。十三日上午,参观沈阳飞机制造厂总装配车间、沈阳地方国营小型开关厂,看了沈阳高坎农业社打井情况。接着,不顾疲劳乘汽车到抚顺参观露天煤矿,向矿党委书记和矿长询问生产情况。然后,又来到电解铝厂参观。中午,接见抚顺市委负责人。十三日下午,从沈阳飞抵长春。一到长春,就去长春汽车厂的作工车间和总装配车间参观。然后在住地与吉林省委书记等人谈话。十四日上午,再次与吉林省委、长春市委负责人谈话,并参观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下午返回北京。

  四天跑了四个城市,看了不少工厂,找了不少人谈话。在谈到这次调查时,毛泽东说:“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三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四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这次调查,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些准备。

  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一百一十九人。这次会议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是继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以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为主题的更大规模的会议。毛泽东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8年2月17日。)

  二月十八日开会那天,恰好是春节。毛泽东说,今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叫“团拜会”。他以高昂的情绪大力称赞生产高潮的到来。他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

  接下来就批评反冒进:“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一九五六年夏季就来一个巴掌。十一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厉害,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毛泽东承认一九五六年冒了,冒了也应该调整。但是他十分忌讳提“反冒进”,他认为,这样提就成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了。他提出,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而不能提反冒进的口号,这就带来片面性,同他历来所倡导的在反倾向问题上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是不一致的。

  毛泽东着重地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又说:“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分配。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他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

  最后他说:“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毛泽东讲话后,大家对《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发表了意见,并同意下发征求各省和各部门的意见。

  陈云在发言中,表示要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并自责说,在财经工作中,对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和“本本主义”的办法。②(②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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