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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大跃进”(3)


  毛泽东提出,要破暮气,讲朝气。他说,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6日。)多读书,多研究理论,以增加共同语言;去掉暮气,保持朝气,以鼓起革命干劲。这是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两个重点。他批评了一些人和事,这些批评又是集中对着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负责人的,这就使得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谁的。“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

  一月十七日,李先念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毛泽东写的《高潮》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写这篇序言的着重点本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社论恰恰不引用这些话,反而引用了另外一些包含着防“左”内容的话。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要引就应引全文,引全文即否定他了。”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7日。)

  一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担了反冒进的主要责任。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而且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因此,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①(①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58年1月19日)

  刘少奇说:《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潮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②(②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1月19日。)

  一月二十日,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三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汇报工作。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提出一些严厉批评。

  他提出,要采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见相结合的开会方法。“北京是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要使两种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③(③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8年1月20日。)

  南宁会议就是一个由部分中央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小型工作会议。毛泽东集中了中央的和地方的多方意见,在杭州会议十七条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毛泽东在讲到六十条形成过程时说:“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4、345、350页)

  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产生的又一个重要文献。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中几个主要的矛盾;那末,《工作方法六十条》所要解决的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但是其中有不少“左”的脱离实际的东西。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工作方法问题呢?这同他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分不开的。他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全国人民为十五年赶超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

  《六十条》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讲工作方法,还涉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党的战略任务和目标,以及思想方法等等。

  《六十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技术革命,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4、345、350页)与此同时,规定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抓社会主义工业,抓社会主义农业;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政、金融、贸易。在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运动之后,这些规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人振奋,令人鼓舞。这是中共八大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的延续。

  毛泽东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在不断革命的思想指导下提出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这时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而坚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观点,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当着毛泽东认为需要提出另外的新的任务时,工作重点就会随之而改变,就像后来所发生的那样。

  《六十条》提出的任务和目标,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政治气氛中,在没有经过充分科学论证的情况下确定的,要求过高,过急,是难以达到的。例如,五至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等。(而在一年以前,毛泽东还是这样估计的:“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①(①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手稿,1957年2月。))“大跃进”,就是在这些不切实际但却十分鼓舞人心的口号的激励下,在过高过急的任务的压力下,一步一步地发动起来的。为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六十条》里规定的一些工作方法,如生产计划三本账,②(②生产计划三本账是指: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9条。)普遍组织省、市、县直到基层单位的检查和评比,提高农业合作社的积累等,助长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浮夸作风的滋长。

  毛泽东还提出一个在他看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叫做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7页)这个比喻,在一定的情况下是适用的,但把它普遍化,到处套用,就往往会成为拒绝批评、掩饰错误的借口。

  关于改革规章制度问题。这是刘少奇提出来的,被毛泽东所肯定,作为《六十条》中的重点条目之一。这一条是这样写的:“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又指出:要根据具体情况,“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这一条贯穿着改革的可贵精神,规定的原则也是对的。但在“大跃进”中,大量合理的规章制度也被破除,违反了客观规律,造成生产无政府状态,使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

  在《六十条》中,有许多规定是正确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有它的理论意义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就是这样的一条。毛泽东说:“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不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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