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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访苏(1)


  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清晨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此行是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①(①出席这个会议的,实际上是6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其中有4个党由于所处的特殊环境,没有公开。)。代表团副团长是宋庆龄。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这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与一九五六年相比有了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各国,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的思想混乱,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后,重新恢复了平静。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西方国家期望的那种大混乱大分裂的局面。倒是相反,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同英、法等国的矛盾充分暴露。而苏联又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苏联在这方面的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领域暂时居于领先地位。这对提高苏联的威信,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都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提出利用各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机会,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这是自一九五六年四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苏联的建议一提出,立刻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党的重视,并作出积极响应。

  召开这样一次国际会议,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以及各国党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对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如何处理好苏联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问题,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许多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各种分歧意见都暴露出来了。

  对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以及如何认识苏联经验等问题,中共中央已经通过《一论》和《再论》两篇文章,公开地表明态度。但是,对于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和平过渡问题,以及是否要坚持“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一直没有适当的机会表明自己的看法。苏联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恰好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阐明自己的观点、争取一些兄弟党的理解和赞同,提供了一个机会。

  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们预先起草了一份会议的宣言草案。他们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南共不赞成,并表示不准备在这个宣言上签字。这时,苏共中央才向中共中央征求意见。中共中央接到这个草案,已经是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他将中共中央对这份宣言草案的意见转告苏共中央。一起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毛泽东告诉尤金:“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就官言本身来讲,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意见我们是同意的,文件本身应当缩短。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

  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中央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并不否认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问题是究竟只准备这一种可能性,还是同时准备两种可能性,对无产阶级更有利。

  毛泽东说:“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

  第二个问题,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要讲得恰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它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会有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还有,是否司以笼统地提出和资产阶级各种还有民主性的党派进行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再一个问题,是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名字。一九五七年六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还派米高扬专程来中国,七月五日在杭州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通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支持的,并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

  毛泽东对尤金说: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就我们党内来说,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样一个老党员(指莫洛托夫。——引者注),几十年一直为革命斗争,怎么会反党?毛泽东这样提,是委婉地表示不同意见的一种说法。

  毛泽东说,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指宣言草案。——引者注),值得考虑。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提出一些想法,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考虑。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铁托在内,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一)要团结;(二)要和平,反对战争;(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四)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其他的大家意见一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即宣言草案)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一两个国家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

  毛泽东一再说明,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①(①毛泽东同尤金谈话记录,1957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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