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 > 传记 > 毛泽东传 >  上一页    下一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整风反右(11)


  毛泽东认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还是一个问题,这是知识分子新的世界观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要向他们说明,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本身的性质还在变,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斩钉截铁地说: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那些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地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他再一次强调中央关于“放”的方针,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谈到整风的时候,他说: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

  最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中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⑤

  在他的讲话提纲里,最后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⑥

  最后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毛泽东提出“正处”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南下全部讲话的点睛之笔。这里面,寄托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的理想和希望。

  从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在短短的四天旅途中,毛泽东接连做了四场报告。这一年,他六十四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对新事物仍然有着过人的敏锐。

  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来,经过天津等地四次讲话,毛泽东结合党内外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继续探索、思考和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他一面讲,一面整理自己的思想,使之更加条理化,更加周密些,更加丰富些。

  他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特点——处在一个转变时期。由于这个大变动,引起了社会诸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没有完全结束,阶级斗争还要长期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由于社会的大变动,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多种多样的思想包括错误的思想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是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即用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不能用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讲到民主,毛泽东认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为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为提高人民生活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的,人民要接触各种思想包括错误思想,经风雨,见世面,才有抵御和鉴别错误思想的能力。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央的意见是只能“放”不能“收”。党所以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欣欣向荣的国家,一个使人可亲的国家。

  尽管社会上暴露出不少问题,尽管思想有一些乱,毛泽东对局势的看法还是很乐观的。他认为,中国不是匈牙利,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乱也乱不到哪里去。因此,他主张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毛泽东四次讲话的许多内容,后来补充到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了。

  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约复旦大学教授、他的老朋友周谷城畅谈了一次。当晚九时十分乘专列离开上海,子夜到达南行的终点杭州。毛泽东自从一九五四年在杭州起草宪法以后,经常来杭州。

  这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等都在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办公,先后听取了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度财政预算的汇报。但毛泽东的心思仍然着重在思想政治方面,他想更深入地摸一摸情况。在离开杭州前,从四月四日到六日,连续三天在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

  参加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等。

  上海、江苏、浙江以及附近的一些省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区。当时,毛泽东的《正处》讲话已经在党内外逐级传达,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强烈反响,各种议论纷纷发表出来,出现了少有的思想活跃的景象。

  毛泽东从汇报中了解到,当前党内外总的情况是很兴奋,紧张空气有所缓和。但是,党内党外的反响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党外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议论,部分知识分子还有疑惧。党内的反映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担心和困惑。干部中“左”的情绪还是主要的。

  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插话,对一些议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百分之八十都降下来了,一百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⑤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957年3月19日。



梦远书城(my285.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