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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整风反右(8)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为人民服务(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毛泽东说:最近,有几个同志到农村去蹲了几个月,很有益处。走马看花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是下马看花。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不应该去呢?我看是应该去的。科学技术人员都跑下去,那当然不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要逐步地争取这些知识分子去跟生产者直接接触。现在有许多人下去跑一跑,说是体验生活。结果有些人有成绩,有些人就没有成绩。要看采取什么态度,这就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关系。如果在十一年内(指三个五年计划内。——引者注)有百分之七十的知识分子都去接触工人、农民,这样就可以使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为自己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看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人、农民的接触中,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很多人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共同语言,而且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个方面的共同语言。

  毛泽东说:百家争鸣,说一百家,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说百家,无非言其多也。马克思主义里面也有几家,修正主义算一家,教条主义是一家。

  第六个问题,关于片面性问题。毛泽东说有两种片面性: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或者叫修正主义),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化,把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来解释,对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过去那个时期叫革命,我们党就是搞这一套的,叫作阶级斗争。这方面确实有些学问,有些办法。因为在革命的时候,就是率领广大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不能犹豫的,有许多事情不能从容讨论,需要迅速作出决定。于是养成了一种作风,有许多同志在新的情况下也就只有那个经验,只有那么一点办法。这里面也产生了一些简单化,行政命令。他说:另外一种人是否定一切,说得没有一点好事,一团黑暗。他们所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至于批评者,是有片面性的,有错误的,要加以批评。

  他说: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机会主义,都是形而上学,都要批评。但是,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我们要逐步地使用辩证法这个方法,就是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讲点道理,不靠摆官僚架子压服别人。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就要把自己作过多少年的官,现在是处长,是局长,还是部长,把这些东西丢到九霄云外,跟任何人平等。

  接下去,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是搞科学不行。我说,这种说法讲对了一半。在现在这个时期,我看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在自然科学的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上不懂,没有法子领导。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得对。但是有一半不对。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了,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共产党过去忙于阶级斗争,一直到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了,但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政治问题要它来处理。跟别的东西一样,阶级斗争也是学会的,我们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从一九二一年起到党的七大,花了二十四年,才使我们对阶级斗争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合乎中国情况的战略、策略。学会自然科学可能也要这样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搞建设就需要科学,要学会这个东西。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似乎要扣一顶帽子就好办事了。

  毛泽东讲的第七个问题:“放”还是“收”?他说:这是个方针问题。中央的意见是不赞成“收”,而是要“放”。会不会乱?会不会变成匈牙利事件?变不了的。有两种领导中国的办法,就是“放”或者“收”。要是搞得一点民主也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节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这是发展的辩证法。

  他说: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针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变现在这种面貌。那末,首先就要共产党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态度,改变教条主义态度,改变宗派主义态度。

  第八个问题,是对各地党委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希望各地也学这次宣传会议,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请党外人士参加,把思想问题抓起来。他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抓思想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研究。①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会场上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发自肺腑的。这个讲话,从思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双百”方针问题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他在不久前提出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主题。参加这次会议,听了毛泽东讲话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曾在一封家书中十分动情地谈了他的感想: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②

  ①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2日。1964年,毛泽东对讲话整理稿作了修改,根据当时对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加进了一些“左”的思想内容。这篇文章被收入同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一次公开发表。
  ②《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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