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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整风反右(7)


  三月十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四十分,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等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

  新闻出版界对政治气候的变化反映灵敏,思想也比较活跃。他们在会上提出了不少问题。毛泽东边听边答,轻松自如。

  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的问题,他说: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他又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

  有人问:鲁迅如果活着会怎么样?毛答: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他说: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他又一次强调,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在谈到共产党人要向党外人士学习时,他说: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是不懂的。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将来是要改变的。

  三月十一日,晚八时三十分至十一时二十五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参加的有: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

  三月十三日,也就是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那天,从晚上八时至次日一时,毛泽东召集了最后一次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是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参加了座谈会。

  这些座谈会表明,毛泽东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很熟悉,思想很开放(或许还包含着对批判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某种反思),是真诚地希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三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讲话的第一问题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期。他认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现在这个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宽广得多。这样大的变动反映到了我们的思想上来,反映到了我们的意识上来。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小资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起变化,个体变为集体,私有变为公有。所以,各种不同意见在思想上有所反映,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应该说基本上是健康的。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够巩固。现在这个时期还是不巩固的一种时期。我看大概需要五年,中国这个社会制度就会巩固起来。我们会在新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工业化的伟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前途应该看到。

  第二个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一个估计。他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左右。其中有少数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甚至抱有一种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活不长,会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要恢复到资本主义。这种人是很少数的,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点。除此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但是也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解决,如何答复,不大清楚。拿对待马克思主义来说,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知识分子,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赞成和拥护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少数;多数人是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也学了一点,就是不那么熟悉,有些人还有些怀疑。拿爱国主义这个标准来说就不同了。许多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在外国人面前他就表现为爱国主义者。有许多人欢迎马克思主义,但不熟悉,另外有些人有怀疑。这是中间状态。这些人占大多数。应该承认这种状态在很长久的时期里会存在的。同志们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们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还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中有更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他们通过实践(科学的实践、生产的实践和各种工作的实践),懂得比较多一点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也就好了。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家接受。

  第三个问题,关于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我们都是教育人民的人。不论办学校的,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先生。这五百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们没有这五百万知识分子,就一样事情也做不好。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员,因此他就有个任务,就是应该先受教育,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要先受教育。不是已经改造好了,不需要改造了。我看还要改造。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要在他自己愿意的基础上,有别人的好心帮助,而不是强制地学习。

  毛泽东在这里讲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提法,跟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上的提法“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一致的。但修改后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讲话里,这一提法不见了。再往后,知识分子被划到资产阶级范畴里头去了。这个变化,同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的“左”倾错误是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整风。他说: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中央作出决定,准备今年就开始,先搞试验,明年比较普遍地进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批评几个东西:一个叫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第二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的情况是官僚主义相当严重。整风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组会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在整风中间,要把马克思主义学习推进一步。我们不应该限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讲过的范围,应该按照他们的基本方针、基本方向有所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定要发展的,它不能停止的。停止了,就没有生命力了。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停止不前就变成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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