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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整风反右(5)


  毛泽东讲到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时,分别回答了肃反工作究竟是好是坏;合作社究竟有没有优越性;资本家还要不要改造,还有没有两面性。这些,都是针对当时的一些议论而讲的。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毛泽东首先肯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有很大进步,同时指出:他们中间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来之后,有一些怪议论,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这些东西不看重。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时兴了。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在我们的青年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进一步改造自己。还是要提改造,不要回避改造。过去那些思想改造有点粗糙,有些地方伤了人,现在不要搞那么样的改造。努力学习,除业务之外,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

  他批评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是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行政部门应该管。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

  第七个问题,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毛泽东专门讲到计划生育。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他还谈到解决失业的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讲到这里,毛泽东提议休息。十五分钟以后,会议继续进行。

  开始讲第八个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正处》讲话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他说: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期,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一九五二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那本书里头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有矛盾的。两者处理得好,就可以不发展为对抗的矛盾;处理得不好,那就要发展为对抗,(这时周恩来插话:他是用“冲突”两个字,实际上是对抗。)就发展为冲突。他已经看出这一点了。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所以我们讲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不是没有辩证法。我说他的辩证法是个害羞的辩证法,是个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

  他接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要表现为百花齐放。这个百花齐放里头包括这样的东西,就是各种不同的花,但是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比如讲,百家争鸣里头有唯心论。

  他自问自答地说:教条主义是什么花?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的,孤立的,搞片面性,不加分析。

  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在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受打击的。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一些事例,像孔夫子、司马迁、孙中山、释迦牟尼、耶稣、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他说: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一些,但是还是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

  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他说: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的方面,比如讲对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对于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也应该给予批评。要有批评,要有适当的批评,就是要有有说服力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第九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还要更厉害。

  第十个问题,讲闹事、出乱子的两重性问题。他提出,包括闹事、匈牙利事件等等,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具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毛泽东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他这个看法。这是对上一个问题进一步作理论上的分析,引导人们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这种问题。

  在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时,他发表了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种基本估计:我看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可能给我们十几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现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搞渗透,他们希望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美国与英法等欧洲帝国主义争殖民地。这个是他们的主要矛盾。世界上有三种力量在斗争,一种叫社会主义,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一种叫帝国主义。第二种力量在某些问题上,如和平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可以跟我们合作。目前,打仗对帝国主义利益不大。

  第十一个问题是关于少数民族同大汉族主义的问题,西藏问题。毛泽东强调的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改变面貌的问题,实际上谈的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他说: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条。我们现在走的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论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比较过去有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即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和农业,对于农业刮得太多。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在轻工业和农业。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比例是八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周恩来插话:没有农业,是重工业比轻工业。)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但要走新的道路。这是否能比苏联工业化的速度快一些?看起来要慢一些,实际上反而要快一些。

  这里涉及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他说: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是肯定了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学习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东西都搬来,好的坏的都搬来。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⑦

  毛泽东讲到这里,已是傍晚时分。大家兴味正浓,讲话却戛然而止。通篇讲话,讲的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遇到的大问题,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谈笑风生,讲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他在讲话中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坚定信心,对人民政权的坚强信心,对人民群众的充分信赖,以及那种包容百川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随后,二月二十八日整天和三月一日上午,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讲话。三月一日下午,大会发言。发言的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等十六人。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作了四十五分钟的总结讲话。有的是对二十七日讲话的补充,有的是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讨论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毛泽东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末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有人问: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利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有人提出,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毛泽东过去讲的“两个万岁”,也就是这个意思。)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毛泽东又讲到小民主和大民主,他说: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他还谈到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两千份扩大到三十万份,并且还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讨论中,有人还提出了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⑧

  《正处》讲话,是毛泽东对他几个月来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比较系统的阐发。但他并不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他从来不认为,讲了一篇话(尽管讲得很好,讲得很有道理),发出一个文件,问题就会解决,特别是涉及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他的建议下,三月六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约一百六十多人,占了全部与会者的五分之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正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会议首先听了《正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毛泽东没有马上发表讲话,而是利用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五个座谈会,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发议论。

  这实际上是又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调查对象集中在知识界,调查的面相当广泛,也很有特色。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感性知识,了解到宣传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丰富了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特点的认识。

  三月七日,晚八时四十分至十二时零五分,在颐年堂召集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楳、周世钊、吴江声等。这些人大部分是各省教育厅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参加了座谈会。

  毛泽东谈了这样一些内容: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⑨

  ⑦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27日。
  ⑧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结束时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日。
  ⑨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1957年3月7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5-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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