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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10)


  不料,这个被杜勒斯称为“可怕的进退两难”的决定,遭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引发了美蒋矛盾。蒋介石看到了这个举动的严重后果:一旦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就是朝着让联合国安理会来决定谁应占有台湾,以及谁在联合国享有代表权迈出了第一步。①在这种情况下,美蒋双方都作了一定妥协。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订。接着,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授意新西兰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关于讨论中国大陆沿海岛屿地区“停火”问题的提案。

  毛泽东发起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时,曾经把阻止美蒋签约作为斗争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一目标没有能够实现。这里面除了美国顽固坚持既得的战略利益,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实际国力又比较薄弱等客观原因外,从主观上来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当时还没有深入了解美蒋在签约谈判中的矛盾分歧,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美蒋在炮击金门的压力面前会迅速达成妥协。

  尽管如此,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对美蒋条约还是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台湾当局固然得到了美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承诺,但也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第一,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安全承诺,只限于台湾及澎湖列岛,不包括国民党军占据的中国大陆沿海岛屿;第二,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行动,将受到美国的严格控制。十二月十日,台湾当局以换文的方式,向美国实际上作出了不得单方面行动进攻大陆的承诺。美国无论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从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战争状态来考虑,都只能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成为一个防御性质的条约,而不是进攻性质的条约。这种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加深了美蒋矛盾。

  炮击金门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首先解放与海运、渔业直接有关的浙江沿海岛屿,同时要尽力避免引起中美直接冲突,酿成国际争端。为此,毛泽东精心指导实施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位于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一月三十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美国见大陈岛失守已成定局,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国民党军只好在二月十一日撤离大陈岛。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到二月下旬,收复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

  二月二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写了一段批复:“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②

  三月十四日,他再次指示彭德怀:“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③

  与此同时,在外交方面,周恩来于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会见瑞典驻华大使雨果·维斯特朗,表示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要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强调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紧张局势的问题的”。④

  至此,由毛泽东决策发起的反对美国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这时,亚非会议召开在即。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正式向中国政府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二月十日,中国政府复电接受邀请。随后组成了以周恩来为团长和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

  当时,整个亚洲的局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亚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最快、成果最显著的地区。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巴基斯坦等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相继出现。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发展民族经济,同时也迫切要求消除殖民统治在国际关系上造成的不平等,要求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朝鲜停战,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亚洲的局势正在走向缓和。但是,由于美国对亚洲一些地区的进一步卷入,再一次加剧了这一地区紧张的局势。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美、法、英、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八国,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个条约,和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签订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联结在一起,使亚洲的局势变得错综复杂,潜伏着新的危机。

  亚非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希望与危机并存的背景下召开的。《南亚五国总理茂物会议联合公报》提出,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一、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关系;二、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三、讨论对亚非国家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民族主权、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问题;四、讨论亚非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⑤这些问题,都是亚非各国在其独立发展中普遍遇到的问题。

  中国作为重要的亚洲大国,和绝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决心和这些国家共同努力,把这次亚非会议开成一个民族独立的盛会,维护和平的盛会。

  毛泽东对这次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十分重视。周恩来负责准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方案。四月四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等文件,报送毛泽东等审阅。四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些文件。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提出:“我们在亚非会议中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方案》提出: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带公约性的公报,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就之一。

  估计到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挑拨,会上很可能针对中国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问题。《方案》提出具体的应对原则:在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我国的要求;中国支持他们,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尽力争取团结大多数与会国,使会议能就共同愿望和要求达成协议,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这些方针和原则,体现了中国政府求同存异、顾全亚非国家的整体利益、谋求会议成功的真诚愿望。

  四月七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踏上了前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的路程。

  四月十一日,台湾当局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座机爆炸事件,企图谋害周恩来,破坏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当时,周恩来正在昆明,闻讯丝毫不为所动,在访问缅甸以后,四月十七日抵达万隆。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隆重开幕。与会的二十九国代表,一致推举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

  不出所料,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有的国家的代表提出了“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的问题,使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各国代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中国代表团身上。中国将作何反应,各国代表拭目以待。

  面对这种情况,第二天周恩来决定将拟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并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作了补充发言。

  周恩来在短短十八分钟的发言中,首先申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接着,他针对两天来在三个问题上对中国的责难,即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以及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一一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他的讲话,一下子扭转了会议的气氛,一场好似就要来临的大辩论被化解了,友好谅解、求同存异的精神主导了会场。

  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代表中国代表团向会议提出了关于和平宣言的议案。议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提出七点建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互不损害。此外,周恩来说,在中国的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这些,反映了亚非各国的普遍心声。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是参加亚非会议的有关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在有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小型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重要决策:“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⑥

  ①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523页。
  ②毛泽东对海军司令部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期间我海岸炮使用问题给中共中央军委请示电的批语,手稿,1955年2月2日。请示电中提出:“如无美舰直接参加大陈撤退时,我海岸炮可对大陈及港口实施准确射击。”毛泽东阅后,在一旁批:“不妥”,并写了这个批语。
  ③毛泽东对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关于对马祖、金门斗争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电的批示,手稿,1955年3月14日。
  ④《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07页。
  ⑤《新华月报》1955年3月号,第54、55页。
  ⑥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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