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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5)


  建国前夕,毛泽东曾经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目的是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同时也考虑到英、法等西方大国短期内不会改变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因此,将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暂时搁置一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而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英、法等国同美国的矛盾日益明显,以及它们对中国态度发生的一些变化,特别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充分表现出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作出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提出:“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对于英、法这类国家,要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于一切希望和平而对中国还有某些疑虑的国家,也要主动地去做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变化。这是适应新形势(国际的和国内的)而采取的新方针。中国的外交工作将要出现一个新局面。

  七月七日和八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这两次讲话,表明他对中国的国际战略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不仅有了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而且有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步骤。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成功外交实践。这些实践,使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对国际局势和国际矛盾所作的判断和分析,得到进一步验证和补充。

  七月九日,周恩来一行带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飞离北京。七月十二日,返抵日内瓦。由于休会期间作了充分的磋商准备,越南、中国、苏联三方在七月十九日共同商定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方案,为达成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的协议铺平了道路。

  七月二十一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的声明,以及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在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落下了帷幕。

  在与会国中,只有美国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表示不满,但只能处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美国拒绝在会议的最后宣言上签字,充分反映出它已何等孤立。它在特别声明中表示“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去干扰它们”,但又声称:美国“对于任何违反上述协定重新进行侵略的行为将极为关切,并认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④这是美国为它日后扩大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埋下伏笔。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是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下,日内瓦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政界要人进行了较多的接触,在谋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关系上也取得进展。六月十七日,中英双方同时发表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与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实现了中英两国互换代办而建立的半外交关系,使英国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走在西方大国的前列。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出于对香港问题等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一直谋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从一九五〇年三月二日起,在北京派驻负责建交谈判的代办。但由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采取矛盾暧昧的态度,并追随美国参加侵朝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一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主动表示,希望中国也派代办来伦敦。虽然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改变,但是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合作立场,并从最大限度地团结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阵营的方针出发,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艾登的意见。

  一九五四年八月,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这时,距中英两国发表公报不过两个多月。

  英国工党,创建于一九00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三次执政。对内它采取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并且在一些重要工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在对外政策上则仍奉行追随美国的方针。

  艾德礼这次访华时,已不再担任英国首相,但还是工党领袖,中国政府给予很高的礼遇。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他,同他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英方参加会见的有:工党领导人比万、萨末斯基尔、菲利普斯等。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奚若等。

  会谈的话题从中英关系开始。毛泽东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谈话中,双方对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彼此谈得都很坦率。工党领导人着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心平气和,语调平缓,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当客人问道:“你们能不能与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工党的社会主义。——引者注)和平共处和合作?”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并对和平共处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又说:“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四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毛泽东还向客人表示希望他们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

  客人又问:“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

  毛泽东说:“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

  接着,毛泽东着重谈了共同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问题。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又说:“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毛泽东对美国的亚洲政策及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指出: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他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⑤

  这是毛泽东建国以来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发表长篇谈话,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详细阐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阐明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以后,中英两国的贸易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中国在走出国门、争取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方面,又跨进了一步。两个月后,毛泽东对这次会谈评论道:“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谈是很好的,意见虽然不同,但是谈开了是有好处的。我们热诚地招待了他们,他们想看的都给他们看了。”⑥

  中法关系在这一时期没有大的改善。但是通过日内瓦会议期间两国外长的直接接触,法国政府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些了解,开始试探同中国建立某种关系。以后又表示,愿意先发展经贸关系,为逐步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对这些友好的举动,中国政府都给以积极的回应。

  在西方大国中,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最富有戏剧性。美国先是阻挠召开有中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开始后,又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摆出强硬的姿态。但在会上,美国代表团通过英国代表团成员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转达口信,表示愿意就美国在华被扣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人员的回国问题进行接触。这是他们第一次表示要同新中国接触。

  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的意义,在请示中央同意后,立刻作出积极的回应。从六月五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王炳南和美国代表约翰逊进行了五次接触。从九月二日起又继续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这些会谈和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它结束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绝的状态,开始建立起保持接触的官方渠道。仅此一点,它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就超过会谈本身。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关系能够出现这样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又一次证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这件事也证明了毛泽东所说: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

  日内瓦会议前后,中国政府在同西方国家逐步改善关系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上,争取在新型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这种新型的平等关系,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有一个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央人民政府十月一日公告等文献里,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原则,也写入《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这以前,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⑦

  ④《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第116页。
  ⑤毛泽东等同艾德礼率领的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年8月24日。
  ⑥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二次谈话记录,1954年10月23日。
  ⑦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4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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