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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大关系》到八大(14)


  这里所说的苏联同志,就是米高扬。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扬来华访问时,对他说的。八大期间,他们两人再次相会,毛泽东又谈起对党内犯错误的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米高扬回顾了七年前的那次谈话,他说:“您方才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一九四九年二月来中国时,就曾经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讲过,我当时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的意思。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作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他虽未说话,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①①毛泽东会见苏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总之,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对于开好八大,像七大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动员作用。

  九月十日下午,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先由陈云对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说明。会议同意陈云的说明,通过了这个名单。

  接着,毛泽东再次发表讲话。重点讲经济建设和中央委员的选举。他说: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102页。

  人们还曾记得,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过的那段著名的话:“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③又曾记得,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号召要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以求经济上的独立和科学上的独立。现在,根据已经迅速发展了的客观形势,毛泽东沿着这样的思路又前进了,他认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科学家和专家,以适应全面经济建设的要求。

  接下来,毛泽东又谈到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他说:“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教育党的高级干部要正确看待自己,正确对待受到的冤屈。他说:“对于那些冤枉和委曲,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有。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末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最后谈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评价。他说:“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搞经济建设也有七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④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在团结、和谐、生动活泼的气氛中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大会就要正式召开了。

  大会前夕,毛泽东还作了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那就是八大开幕词的起草。

  八大开幕词,毛泽东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写完。也许是对自己写的稿子不满意,或许是工作太忙,毛泽东又要陈伯达代为起草。九月八日,他写信给陈伯达催问起草情况:“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加以修改,并请饬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⑤

  毛泽东自己起草的两次稿子,内容大致相同,虽然没有写完就放弃不用了,但是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比如,关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国际国内条件,他写道:“大家知道,要将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式的工业国,需要许多的条件,例如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制度的改革,国家的巩固,党的巩固,统一战线的巩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和平环境,还需要朋友帮助。”

  又比如,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毛泽东作了两个估计。一个是实现初步工业化的时间,另一个是接近或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国家的时间。他写道:“到那时,即到一九六七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工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几,农业产值将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样我国就可以说基本上有了现代工业了,就可以说初步地工业化了。但是我国是一个具有六亿人口的国家,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按照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人计算,那时将有七亿几千万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来说,我国要进一步工业化,要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

  这是毛泽东当年思考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又比如,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分析,毛泽东写道:“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还会继续增强。这些因素中,第一个,是以苏联为首具有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第二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个,是西方国家的革命的和反对战争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第四个,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有强大垄断资本存在的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利害冲突。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世界的人民运动这三个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互相支援,互相为同盟军的。我们还可以利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作为间接的同盟军而为和平服务,使对战争最感兴趣的美国好战分子处于孤立地位。……这样看来,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并且愿意为和平事业努力,争取避免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占了人类的大多数,这种趋势还会发展。这样就制约了战争趋势,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战不容易打起来。”⑥

  ①毛泽东会见苏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102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5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2-107页。
  ⑤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6年9月8日。
  ⑥毛泽东起草的八大开幕词(未完稿),手稿,195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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