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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总路线(16)


  看了这样的材料,毛泽东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认为按语不行,对舒芜材料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也不满意,将它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五月十一日,毛泽东批复周扬,说:“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①(①毛泽东对周扬来信的批复,手稿,1955年5月l1日。)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按语写道:“胡风的这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

  按语还提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惟一出路。”②(②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等写的编者按,手稿,1955年5月。)

  五月十三日,按语、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在《人民日报》发表。

  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毛泽东审阅修改了编者按和结束语。

  和第一批材料相比,这次发表的大都是五十年代的信件。因此,在编者按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指出:“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在结束语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把胡风称为“反革命”。他写道:“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①(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和结束语的修改,手稿5年5月。)

  这样,对胡风问题的定性,由“胡风反党集团”又变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六月三日,毛泽东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时,加写了第六条,提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5年6月3日。)这个指示,毛泽东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阅后发出。由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揭露和追查,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由于这部分材料侧重于揭发胡风的所谓“反革命”阴谋,毛泽东对这批材料看得特别仔细,并加写按语达十七处之多。在这些按语里面,说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的策略手段是“往往采取以攻为守”和所谓“清君侧”等等。这些论断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这些不正确的论断出发,毛泽东提出:“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①(①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加写的按语,手稿,1955年6月。)

  同时,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毛泽东修改这篇社论时,加写了三段话。

  他写道:“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①(①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的修改,手稿1955年6月。)

  随后,这三批材料结集出版,定名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两条按语。《序言》说,编辑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提高辨别能力,清查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对于确实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清除,这是毫无疑义的,是完全必要的。但当时,毛泽东在恩想上存在着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的链”的情绪。在这种不切合实际的估计下,肃反运动发生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偏向,严重伤害了不少人。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胡风被逮捕。十年之后,一九六五年被正式判处徒刑十四年,被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被彻底平反。这是建国以后思想文化界的一起严重冤案,教训是深刻的。在肃反运动中,错误地处理了一批人,教训同样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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