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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总路线(14)


  十月二十四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六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会上,对在《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十月二十七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同时也提出: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当天,毛泽东就将这个报告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并告陆定一照办。

  也在这一天,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在文章列举《文艺报》压制青年作者的老爷态度后,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①(①毛泽东对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加写的话,手稿,1954年10月27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批给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

  第二天,袁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打电话向袁水拍询问情况。袁告:是毛主席批发的。周扬便立即召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作为《文艺报》的主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被迫公开检讨。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章,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毛泽东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并写了多处批注。文章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批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

  文章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旁画了粗线,并指出:“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①(①毛泽东对黎之《<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一文的批注,手稿,1954年11月。)

  《文艺报》编辑部和冯雪峰的问题,被提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是出乎人们意料的。

  不久,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十一月十四日转载的冯雪峰的检讨。他对这篇检讨也写了一些批注。

  检讨中讲到:“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检讨中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①(①毛泽东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的批注,手稿,1954年11月。)

  从十月十六日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到十一月中旬批注冯雪峰检讨文章,毛泽东的批评调子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严厉。随着批判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集中到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胡适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文化界有重要影响。要批判他,必须作出一个周密的计划。为此,中宣部起草了一个计划草案,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不太满意,十二月一日晚找周扬来谈了他的意见。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计划草案作了根本的修改,并于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这个计划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题目十分广泛,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毛泽东看了周扬十二月二日的这个报告,第二天就批了:“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的联席会议。郭沫若、周扬在会上讲话,集中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两个讲话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毛称周稿“是好的”,郭稿“很好”。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也是经毛泽东审定的。决议的第一条,就是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

  这以后,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广泛地开展起来。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等,总之凡是过去受胡适学派影响较深的领域,都举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一时间,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

  转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

  这次批判运动,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扩大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又进而扩大到整个文化思想战线上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一步一步地升级和扩展。这次批判,是因为一篇批评文章受到压制而引起的,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其实有其必然性。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曾批评过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指出,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存在,是幼稚可笑的。但自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他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既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逐步消灭中,那末,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只要读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个指示说:“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3页)

  应当说,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观点,是必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党内出现压制“小人物”批评学术权威的现象进行批评,以推动学术问题的深入讨论,也是必要的。但在批判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过火现象,把一些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简单化了,出现了上纲越高越好、调门越高越好的不正常现象,伤害了一批虽然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给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同时,也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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