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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总路线(5)


  再一个是“确保私有财产”。他说:“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支献》2003年第4期。)

  毛泽东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是很谨慎的。比如,他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要防止急躁情绪。基本上是什么倾向?是盲目性,太急了。斯大林讲的政权到了我们手里不要急。”②(②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所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很强调“逐步过渡”。他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支献》2003年第4期。)

  毛泽东六月十五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是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已经考虑成熟。

  全国财经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一篇系统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很显然,他是要以这条总路线为指导,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这条总路线上来。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讨论财政问题,一开始就集中到对新税制的讨论和批评。会议的其他两项议程,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都没有怎么展开讨论。新税制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会期原定半个月,结果开到八月十三日,足足开了两个月。

  新税制的问题在哪里?当年陈云曾作过详细说明。他说:

  “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应该考虑。按照修正税制,就是不按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纳税,而是按买卖关系纳一道营业税,说这样办就‘公私一律’了。所谓‘公私一律’,实际上是给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加一道税。由此推论下去,又提出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大批发商不纳税,这样就变更了纳税环节。因此,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

  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是不同性质的。首先,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私营商业只向国家缴所得税。另外,私营商业和国营商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不同。私营商业就是做买卖,赚钱,当然它也供应市场的需要。国营商业不仅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商业为了维持工厂的生产,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订货。农产品下来了,也要收购,不管是过半年后才能推销,或是过一年才能从外国换回东西来,不然,农产品就会滞销。为了稳定市场,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积存物资。如果没有这个积存,私商的投机活动就打不下去。有积存,商业部门就要担负很重的银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时还要做赔本买卖。比如,用轮船、军舰把粮食从四川运到武汉、上海出卖,就要赔很多钱,因为运费很高。可不可以在武汉、上海市场上标上几个字:‘此米来自四川,运费很高,要加多少运费,所以价钱贵’?(笑声)不能加价出卖,只能赔本出卖。这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人民政府不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就要犯很大的错误。私商会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呢?决不会。所以说,私商和国营商业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差不多,它们担负着同样的任务。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

  变更纳税环节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毛病在于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给批发商免了税,这样他就可以打击国营商业。为什么?因为他的进价和国营商业的进价一样,但是在卖价上他可以低于国营商业,现在他不怕营业额多,营业额越多,资金周转得越快,赚钱就越多。这样私营商业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国营商业打击很大。同时,也打击内地工业。如重庆、西安这些地区的工业,本来是纳两道税,即货物税和出厂营业税,很多商品是直接到工厂去买,并不需要纳批发营业税,现在加了一道批发营业税,这就给内地工业造成很大困难,并会刺激上海、天津这些沿海城市工业的盲目发展。上半年发生的‘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就是这样来的,这是不合乎国家政策的。"①(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7-199页。)

  根据薄一波回忆,会议的头一个月,即从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三日,大家在发言中多是就税制的业务问题发表意见,讨论比较正常。在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与会者对主管财政工作的薄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对周恩来说,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解决问题。七月十三日薄一波作第一次检讨以后,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给薄一波扣了许多不适当的政治帽子,有的还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使会议走偏了方向。八月一日,薄一波作第二次检讨,仍不能通过。这样,会议就很难作结论,也结束不了。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毛泽东已经发觉,他指出:不能“以为会议上一切发言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意见是不适当的”。他采取“搬兵”的办法,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请回来参加会议。陈云在会上发言,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同时又明确指出: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②(②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53年8月6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也不赞成把薄一波的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陈云和邓小平发言后,会议的气氛改变了,为周恩来作会议结论提供了比较正常的氛围。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八月七日,高岗作了一个发言。他的发言很特别,没有像有的发言者那样声色俱厉,却别有用心地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发表过的一些意见,都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评。例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的一些话,一九四九年天津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一九五。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一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很明显,这是借批评薄一波而影射攻击刘少奇。高岗篡夺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图谋在财经会议上已经露头了。

  八月十一日,在怀仁堂召开全体大会,周恩来做结论。结论引述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入党的正式文件,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是全国财经会议的重大成果。

  这个结论是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结论在引用总路线的提法后,毛泽东又加写了一段话:“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①(①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8月。)

  关于新税制的错误,毛泽东在修改结论稿时,凡原稿上写的“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都把“带路线性”四个字删掉。这个重要修改,涉及对薄一波问题的定性。毛泽东是支持财经会议对新税制、对薄一波的批评的。但是他不赞成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赞成说是“带路线性的错误”。

  全国财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毛泽东仔细阅读和批点圈画的二中全会决议(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铅印本。他讲话的提纲就写在这个铅印本的封面上。可以判断,毛泽东是在反复阅读了二中全会决议后才写这个提纲的。他的讲话以二中全会决议为依据,又进一步发挥了二中全会的决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说,“三反”“五反”以后,我们仅仅给了党内贪污浪费方面以基本打击,但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的问题没有解决。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在适当时机,召集地区一级领导干部,开展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他说,过渡时期、建设时期,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二中全会决议就是中国的新经济政策,现在要具体化。

  他再一次批评新税制。他说,二中全会对利用、限制、改造讲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经济将从几个方面(指在活动范围方面,税收政策方面,市场价格方面,劳动条件方面。——引者注)受限制,它和社会主义经济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现在是“公私一律平等”,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的路线。他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曾经因为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他强调说,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是主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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