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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总路线(1)


  一九五二年,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三年光辉胜利的历程。在中国的大地上,洒满春天的阳光,充满生机和希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三反”、“五反”运动业已结束。从一九五三年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就提出一个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即“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的三年准备的任务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当怎么走?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正在作通盘的、长远的考虑,并且从理论上给予指导。此时,他不仅考虑着中国如何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问题,而且还在酝酿提出一个对今后中国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

  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①(①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5卷,田家英1965年请薄一波提供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有关材料。薄一波从他的笔记本中记录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其他中央会议上讲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摘要写成这封信。“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的原记录本遗失,这封信是保存下来的一份记录毛泽东酝酿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材料。)

  出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共十六人。据薄一波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此后又多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21页。)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必须分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衔接,第一步为第二步准备条件,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①(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生1991年6月第2版,第666—685页。)

  但是,何时转变,怎样转变,转变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是什么,这需要根据情况的发展在实践中去解决。毛泽东,还有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原来这样设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首要任务还不是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这就是说,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直到一九五。年,毛泽东还是这样设想的。他认为,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②(②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页。)

  在作出这种设想的时候,毛泽东既充分估计到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有利因素,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掌握经济命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也充分估计到还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种种条件限制,这主要是: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和发展,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尚未展开,缺乏向社会主义转变所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经济秩序;占国民经济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虽然正在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但其生产方式还是个体的、分散的、十分落后的,要把它们通过适当形式引导到合作社经济的轨道,还要有一个过程;在中国现代工业中居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还没有纳人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要想使情况根本改观,具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建国时估计,大约需要二三十年时间。①(①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87页。)

  然而到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②(②1951年军费开支占伞年财政开支的50%以上。1952年比重略有减少。),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建立刚刚三周年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增长百分之二十。而原先的估计是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第二个变化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九四九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到一九五二年九月,国营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营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这三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反映到毛泽东头脑里,使他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集中反映。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社会经济状况作数量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据。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从理论上和原则上所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基本数据上。

  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成为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同他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也密不可分。他估计,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①(①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同时,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国内各种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并转入建设时期。这样,就有可能提出过渡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同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相关。革命性质的转变,决定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前面已经提到,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三反”、“五反”行将结束、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的时候,他就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①(①毛泽东对《关于民主党派的决定(草案)》的批语,手稿,1952年6月6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l页。)

  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即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对此,毛泽东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尽管中共其他领导人没有异议,但他觉得仍有必要听听斯大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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