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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7)


  毛泽东在指导运动的过程中,在理论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对于保证“五反”运动不出现原则性错误和大的偏差,起了重要作用。在指导实际工作中间时刻关注着思想理论动态,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践,这是毛泽东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运动一步一步地深入,经验一点一点地积累,人们对“五反”运动的认识逐步深化。毛泽东在总结前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

  “(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

  (三)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七)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手稿,1952年3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0、20l页。)

  这八条,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使全党对“五反”运动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更加自觉地领导这场斗争。这八条,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它使“五反”运动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国家发展的方向息息相关。做到了这八条,就可以实现毛泽东所希望的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正如他所说的,搞“五反”运动,“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手稿,1952年5月9日。见同上书,第203页。)

  从一九五二年五月起,毛泽东开始着手部署结束“五反”的工作。早在四月初,他就提出“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他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③(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82页。)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始终没有忘记新中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其他一切工作,包括“五反”在内,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在“五反”进入定案处理的关键时刻,五月九日,毛泽东及时地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为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指示中说:“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

  指示的具体内容,摘录如下:

  “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

  “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

  “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

  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

  “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2、203页。)

  从上述各项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五反”运动的定案处理,主要不在于从违法资本家那里搞到多少钱,而是有更深远考虑,着眼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着眼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着眼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正确处理。

  根据中央的这个指示,各地的定案处理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毛泽东特别关注上海的定案处理工作。上海大资本家比较多,对上海工商户(特别是其中大的工商户)的处理如何,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全国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荣毅仁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对他的处理,更加引人注目。荣家的企业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经过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定为基本守法户。这个处理意见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9页。)

  “五反”运动以打击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开始,但它的实际结果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它的直接结果,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的:通过“五反”运动,“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的威力所压倒了”。②(②《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956年2月24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50页。)这为以后用和平的方式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在“五反”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①(①毛泽东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的批语,手稿,1952年6月6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l页。)这预示着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将到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有一个新的变化。

  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九五二年一月相继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它们为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起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移风易俗,起了积极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反”、“五反”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群众运动这种特殊的斗争形式。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毛泽东始终注意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力求把群众运动对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注意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保障了各地负责人能够及时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毛泽东作为最高决策者和指导者,倾心听取下面的意见,集中全党智慧,肯定和推广好的经验,同时实事求是地纠正运动中的偏差,改正错案。“五反’’结束后,又立即调整工商业,使一度萧条的市场重新活跃起来,经济得到良好的发展。从总的方面说,“三反”、“五反”运动是成功的,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当时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手稿,1952年5月9日。见同上书.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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