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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6)


  在运动中,曾出现过“火烧工商业,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毛泽东很快发现,很快纠正了。一九五二年三月,他约请民主建国会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谈话。毛泽东首先肯定了民建会的重要作用。他说:民建会对资本家“五毒”俱全的、完全违法的,一定不要;守法的及基本守法的要争取,半守法半违法的也要争取。要教育改造他们,还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于国家是有利的。商业中间特别是投机商,于国家、人民全无益处,绝对不要。毛泽东还强调大资本家的重要性,他说:从全国看来,有些大工业家,他们掌握着的工厂,经济作用比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业还要大。用经济观点,向远的大的方面看,这些情况是值得注意的。最后,毛泽东问黄炎培: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上是怎样?黄答:是好的。毛泽东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①(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28页。)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于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力的配合。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

  比较早地反映这些情况的是中共天津市委。他们在二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华北局、,中财委并彭真的请示报告中说: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批发商业成交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私人不买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天津市委认为,在不影响“三反”运动的条件下,必须兼顾经济工作。

  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第二天(二月十五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手稿,1952年2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5页。)以后,他为中央转发上海的一个“五反”报告时,以更为明确而坚决的口气说:“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3月29日。见同上书,第20页。)

  毛泽东还收到邓小平二月二十二日发来的一份电报,反映西南地区工商业出现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贸易额和税收明显减少,国营公司百货营业额只有原先的百分之三十,工业器材仅及百分之十五,许多私营企业无事可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工商业的停滞,加剧了城市贫民的困难,重庆一区二万人(占该区人口三分之一)到了无食缺食的地步,开始对“三反”、“五反”表示不满。邓下平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人手,启动市场。毛泽东表示同意,要求“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③(③毛泽东在中央给邓小平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3月7日。)

  种种情况说明,在城市中,特别是在大城市中搞“五反”,开展同资产阶级违法行为的斗争,远比在农村中搞土地改革,铲除封建土地制度,要复杂得多,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也大得多,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措施,调整部署,既要查清问题,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对有些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归入守法户,使守法户的面扩大一些。守法的和半守法的这两类工商户加在一起,据毛泽东估计,占全部工商户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他说:“城市中在处理了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两大类资本家以后,人心就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恢复了。”因此,毛泽东提出:“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必须在适当时机用主要力量放在处理前述两大类资本家方面。”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

  不久,毛泽东又根据实际情况,将初期规定的四类工商户(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增为五类,增加基本守法户这一类。根据北京市的情况,守法户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样,争取和团结的工商户仍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手稿,1952年3月5日。)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看到薄一波从上海报来的关于上海工商户分类情况的报告,发现第二类(即基本守法户)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八,第三类(即半守法半违法户)为百分之四十四点二。他认为第三类划的比例大了,要周恩来跟薄一波研究一下,能否由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三月十六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和薄一波电,告诉他们:上海的“‘五反’计划中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加受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致上海市委电,手稿,1952年3月16日。)尽量扩大争取、团结和保护的工商户人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毛泽东的这一策略思想,越来越鲜明。

  毛泽东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调整运动部署,缩短“五反”运动的时间,实行更稳妥、更谨慎的工作步骤。对于开展“五反”运动,他最早提出的要求是:“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1月26日。)当他发现由于“三反”“五反”引起经济生活的不正常状态,便立即调整部署。首先,推迟全国工商业资本家最集中的上海的“五反”运动。他在二月二十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里说:“上海要三月上旬才能正式大规模发动‘五反’斗争,至快要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才能这样做(指对有违法行为的资本家分批处理。——引者注)。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其次,提出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五反”分步骤进行。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另一个指示里说:“例如河北境内,第一步,在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三月十号以前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步,在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保定四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领导的。他们计划在第三步开展通县、泊头、辛集、杨柳青、沧县、邢台、邯郸、汉沽、临清、胜芳等十个城镇中的‘五反’,这是次于上列‘四市’的‘十镇’,也是中等城市,待‘四市’取得经验以后再行开展‘十镇’的‘五反’,由省委和地委领导。对一般县城则坚决停止,以后再说。”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2月27日。)

  由于采取上述两项重要措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不正常状态较快地有所缓解和改善,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随着对资产阶级“五毒”行为的揭发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一种“左”的情绪。这种情绪反映到理论战线上,表现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一九五二年第一、第二、第三期上发表的带有原则性错误的文章。这些文章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认为资产阶级现在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而没有积极的一面。毛泽东发现这个错误,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中宣部为此作了检讨。

  在“三反”运动结束时,有的民主党派曾计划用思想检查的办法,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与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中央统战部认为这样做是不适当的,并建议他们不要采用。统战部在准备发出的一个指示稿中讲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审阅此件时,又改写和加写了一段话:“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①(①毛泽东审阅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修改和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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