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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3)


  时至一月中旬,毛泽东还认为,很多地方“三反”斗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他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②(②毛泽东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月14日。)

  这些日子,毛泽东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布置“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

  一月十五日晚八时半,他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书记处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参加人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杨尚昆、杨立三、安子文、萧华、彭真。当时刘少奇在外地视察和休养,没有参加。十七日晚八时,毛泽东又约朱德、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谈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生产和“三反”问题。十八日晚八时半,召开书记处会议,主要讨论天津“三反”等问题。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彭真、黄敬、刘澜涛,会议至次日凌晨二时结束。

  在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一下子把运动推到高潮。这一布置,首先是在一月十九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有一千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的。“老虎”,这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贪污旧币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一亿元以下一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

  毛泽东要求全党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①(①毛泽东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电报,手稿,1952年1月23日。)他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②(②毛泽东致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电,手稿,1952年1月25日。)“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③(③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2月5日。)

  “打虎”最紧张的阶段,是毛泽东转发各地、各军来报并写批语最多的时候,也是毛泽东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这时,毛泽东表现得很急躁,提出不少缺乏根据的“打虎”指标。他当时的心态是:“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④(④毛泽东转发六十六军党委关于打虎经验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12日。)

  毛泽东工作过于劳累,每天连续工作近二十个小时。三月四日这一天,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六时十分才休息,大约二十个小时。晚上十一时五十分起床后又继续工作。

  为了适当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秘书叶子龙嘱咐值班秘书:“军队,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直属机关及地委、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二月九日下午一时,身边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安排了一场电影,看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目的是让他在紧张工作之余,稍许松弛一下。这是元旦晚会以来毛泽东参加的第一次文娱活动。

  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二月九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①(①毛泽东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电,手稿,1952年2月9日。)二月二十二日,他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②(②毛泽东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二月二十六日,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③(③毛泽东转发中直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6日。)

  鉴于贪污在旧币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中央曾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有的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这样,大约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处分。毛泽东认为,这个规定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同时,他觉得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还可以更宽一些,在中央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这四项外,再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①(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行政处分共六项:警告、记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他说,这样,很多小贪污分子(约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林彪、聂荣臻的信,手稿,1952年2月9日。)

  不久,他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说:“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③(③毛泽东致陈毅电,手稿,1952年2月29日。)同日,他告诉周恩来,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发一指示。④(④1952年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的若干规定》,其中对贪污一百万元以下的不作为贪污分子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具体规定。)三月一日,李富春送给毛泽东一个报告,是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的规定。毛泽东当即批示周恩来酌处,说‘‘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⑤(⑤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2年3月1日。)

  一方面,对一般的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绝大多数的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深挖“老虎”,特别是“大老虎”,这是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后期的一个指导思想。

  在“打虎”高潮中,不少机关主要是财政部门,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已经停顿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与陈云、薄一波研究后,于二月十五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专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以这样做了。毛泽东阅后立即回复周恩来:“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请速予调整。”①(①毛泽东复周恩来的信,手稿,1952年2月16日。)十七日,毛泽东电告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②(②毛泽东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17)

  从一九五二年三月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特别强调的是:“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五月十日他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③(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4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了重要作用。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第一大案。毛泽东直接督促案件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先后动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点四亿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四十五亿元,以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共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以上均为旧币)。他们还同私商勾结,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干部群众反映强烈。事发后,华北局及时将情况及处理意见(逮捕法办)上报中央。毛泽东当即作了批示,肯定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

  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三年入党的老党员,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领导干部。曾在敌人的监狱中,面对严刑逼供,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但在和平时期,他们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成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虏。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的话,不幸而言中。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开除刘青山、张子善的党籍。随后,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以杨秀峰为首的调查处理委员会。十二月十四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报告处理意见:“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十二月二十日,华北局将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提议“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在十二月三十日头版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犯罪事实公布于众,同时发表了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张二人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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