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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21)


  这时,全国范围的镇反运动已进行了七个月,形成了一套明确的工作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①

  在镇反工作进入谨慎收缩阶段时,有的区、村干部群众对死缓政策产生误解,以为缓期执行就是完全宽大,以观后效就是一笔勾销。毛泽东一发现这个情况,便立即作出解释:“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②

  一九五一年九月,第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估计,全国及大部分地区,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已经进行得彻底或比较彻底了。毛泽东审阅会议决议草案时,又加写了一句话:“在镇压反革命确实已经达到了彻底程度的县、区、乡及某些市区,即应结束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转入经常的对暗藏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工作。”③

  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历时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除恶就是行善。”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一条批语。这句话用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十分恰当。镇压反革命,是一项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的事业,因而得到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并直接投身到这个运动中来。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正是紧紧依靠群众的力量,基本上清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铲除了长期危害人民和社会安定的各种恶势力,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有着久远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祸,曾经使旧中国的历代政府大伤脑筋,其中尤以湘西、鄂西和广西的匪患为甚。解放初期,全国有二百万土匪,杀人放火,残害人民。经过剿匪、镇反,这些盘根错节的匪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根除。而长期在城市中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黑社会势力,也在镇反中被摧毁,销声匿迹。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人民群众交口称赞,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功德无量。

  在镇反运动中,一批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革命者欠有血债的重要反革命罪犯,也被捉拿归案,得到应有的惩罚。消息传来,民心大振,显示出人民民主专政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巨大威力。

  与此同时,一批潜入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国外敌对分子,也被逮捕法办。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情报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处的潜伏组织,在天津被破获。八月十七日,图谋在一九五〇年国庆节炮击天安门检阅台的主犯李安东(意大利人)、山口隆(日本人),在北京被处决。在上海、南京、重庆、太原、石家庄等地,还相继取缔了国际性秘密反动组织“圣母军”,并将首要分子依法惩处。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毛泽东直接指导进行的。它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紧紧握住指导运动的主动权,及时纠正各种偏向,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总结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时候,郑重宣布:“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

  镇压反革命,采取了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方式,集中解决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以及各种匪患、黑社会势力等等。这是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尚未完全巩固、法制基本没有建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要选择。运动中出现过一些偏差,包括错杀、错捕等。这些偏差一经发现,便及时地加以纠正,基本上保证了运动的健康进行。

  通过一年来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较量,毛泽东认为:“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④

  ①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决议,1951年5月15日。
  ②毛泽东致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电,1951年6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3页。
  ③毛泽东对第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决议草案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9月。
  ④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1951年10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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