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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14)


  十月二十三日,美军的秋季攻势刚刚被粉碎,毛泽东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①

  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军”代表又回到谈判桌上来,同朝中代表重开谈判。谈判的会址改在位于开城东南八公里的板门店。

  美国不再提所谓海空优势,但仍不放弃在西段把分界线向北推进的要求。为了使谈判达成协议,朝中方面在十一月七日提出在实际接触线的基础上,略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不再坚持原先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

  十一月二十七日,双方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向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随后,同时进行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

  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双方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办法,依托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集少成多,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

  到一九五一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都已取得重要进展,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农业增长百分之九点四。而且在战争费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财政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出现了建国以后第一次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局面。这说明,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不但没有因为抗美援朝而停顿,反而更加向前推进和发展了。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力、物力、财力,不仅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且能够为最终赢得这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当年在决策出兵的过程中,人们最大的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影响经济的恢复,怕被长期的战争拖垮。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给予国内建设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也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直到一九五一年上半年,他还对能否经受得住朝鲜战争长期化、美国企图与我打消耗战的考验,表示过担忧。然而,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不但没有影响经济和其他事业的恢复,反而动员起全国亿万人民,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全面促进了国内各项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人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也许包括毛泽东在内。这个事实,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更加充满信心。

  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这种精神状态,在毛泽东十一月十一日给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的电报里,使人深深地感受到了:

  “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②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在经受新的严峻考验中,边打、边稳、边建地度过了一九五一年。

  到一九五二年五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第三和第五项议程上,双方达成了协议。

  至此,朝鲜停战谈判的五项议程,只剩下第四项,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了。

  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就开始了。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朝中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

  朝中方面为谋求问题的解决,两次提出折衷调整方案,都遭“联合国军”代表拒绝。七月十三日,“联合国军”代表提出一个遣返方案,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只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两者的遣返比例如此悬殊,隐藏着美国企图离间朝中两国、两军关系的政治阴谋。

  七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指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③

  同一天,毛泽东还审定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的电报,明确表示:“接受敌人十三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④

  七月十六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⑤

  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起,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至十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十四天,歼敌两万五千余人,志愿军伤亡一万零五百余人,敌我伤亡为二点五比一。

  毛泽东对这次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⑥

  ①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1951年10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4、185页。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电,手稿,1951年11月11日。
  ③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2年7月15日。
  ④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电,手稿,1952年7月15日。
  ⑤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2年7月16日。
  ⑥毛泽东为中央及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甘泗淇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电,1952年10月24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24、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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