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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5)


  上海市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经过艰苦的工作,上海市终于渡过了“四月危机”。毛泽东收到陈毅的有关报告①后,感到十分欣慰,立即把它转发给华东以外的各中央局、分局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委的负责人,说:“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②

  上海的“四月危机”是渡过了,但经济困难依然存在,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工人失业。其他各城市也大体如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客观形势要求全党必须集中力量抓经济工作。

  早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离京赴苏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当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政策和情况。”③到苏联以后,又电示林彪:“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④从那时起,又过了五个月,毛泽东更深刻地感到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亲自抓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五月二十日给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叮嘱说:“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⑤

  经过三、四、五三个月各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充分讨论和准备,在中共高层领导中间,对于经济问题,情况明了,方针有了,认识也已基本取得一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于六月六日在北京开幕。

  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所以毛泽东把他的主题报告(书面报告)定名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次全会又是总结性质的会议,总结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十五个月的工作。把经济问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中心议题,这标志着全党工作重心,已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二中全会的各项战略决策。

  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清晰而概括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基本形势,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

  报告一开头先分析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

  对国际形势如何估计,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打起来,始终是毛泽东考虑的第一位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夏刘少奇秘密访苏时,毛泽东曾委托他询问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苏时,又当面问过斯大林。回国以后,在研究国内工作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这个问题。作为正在领导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能不这样考虑问题,因为这是作出一切重大决策的前提。毛泽东认为,战争还是和平,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对此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他没有排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但更多地强调,在几年内世界战争打不起来,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对国际大背景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就可以恰当地规划国内的和平建设事业。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新的世界战争问题的判断,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思考得出来的,被证明是正确的。当然,当时还没有料到会发生朝鲜战争那样的局部战争。

  毛泽东的报告中最具有动员力量、并且长久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就是关于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阐述。对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来说,这个报告中别的内容或许忘了,不记得了,但是这三条总是不会忘记的。

  他说:“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⑥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尽管面临着许许多多困难,但它是一个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国家,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国家,必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人们从毛泽东坚定而充满必胜信心的话里,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的。

  在七届三中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对提交全会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

  他说:巩固财经统一,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巩固物价稳定,这三个“巩固”必须巩固,决不能动摇。去年骂我的信很多,现在物价稳定,这是极大的胜利。毛泽东这个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有个别地方的高级领导人,因出现新的比较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对于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有些动摇。

  在谈到改善公私关系问题时,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共同纲领》。他说:我们的干部要熟悉和认真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⑦。许多地方现在不是公私合作,而是公私“打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应当在地位上有所不同,在待遇上一视同仁。所谓有所不同,是就领导地位来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经济是进步的,应当取得领导地位。所谓一视同仁,是指一般的待遇,在原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都一视同仁。这样才能长久。“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们要看工人,就是对资本家,也是有利的。除了军事工业带点垄断性,其余都应一视同仁。

  毛泽东的讲话,着重地阐述了三中全会的策略路线问题。他已经察觉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进攻面太宽,走得太远,搞得太紧张,十分不利,因此非常必要提醒全党注意策略问题,防止胜而骄。必须确定进攻点在哪里,应当团结、合作的方面是哪一些,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方面,缓和一切可以缓和的地方,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毛泽东着重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问题。他说: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⑧

  ①指陈毅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上海三四两月工作的综合报告,1950年5月10日。
  ②毛泽东转发陈毅报告的批语,手稿,1950年5月13日。
  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页。
  ④毛泽东致林彪电,手稿,1949年12月18日。
  ⑤毛泽东致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彭德怀、高岗电,手稿,1950年5月20日。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0页。
  ⑦《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毛泽东自提出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的决策后,多次提到,必须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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