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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2)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部署,得到完满实现,而且比预想的更为顺利。

  怎样歼灭白崇禧集团,这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南战场作战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白崇禧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小诸葛”之称。他很有战略头脑,作战灵活。他所掌握的桂系军队,战斗力比较强,并且没有受到很大损失。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曾多次与白崇禧集团交手,每次都想同他决战,他都逃避决战。五月解放武汉时是如此,七月打湘赣战役时是如此,八月解放长沙时也是如此。照毛泽东的说法,白崇禧是中国一个最狡猾的军阀,和他作战的困难,是不容易打着他,他很会跑。正因为这样,采取近距离迂回包围的部署不能奏效,达不到包围歼灭该敌之目的。而这时就整个国民党军队来说,早已处于崩溃瓦解之势。

  根据全国战争的局势以及同白部多次作战的经验,毛泽东及时地提出歼灭白部的新的作战方法。他在七月十六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四野战军领导人林彪、邓子恢、萧克的电报中指出:“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⑤

  随着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在九月十二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二野战军领导人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⑥

  这个新的战略方针,对解决中南战场和西南战场的国民党军,起了关键作用。这种大迂回的战略追歼方式,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它是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新发展。

  根据新的战略方针,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第四兵团分东、西、中三路,于九月中旬分别向广东、湘西、湘南挺进。由四野第十三兵团组成的西路军,从右翼迂回到湘西,突破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切断了白部主力向贵州撤退的道路。由四野第十二兵团组成的中路军在湘南发起衡宝战役,歼灭了白崇禧的精锐部队近四个师。与此同时,由二野第四兵团、四野第十五兵团等组成的东路军挥戈广东,发起广东战役。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同月下旬,在广东西南部全歼企图经过雷州半岛退向海南岛的国民党军四万余人。湘南、广东解放后,三路军立即挥师入桂,实行大迂回战略,首先切断桂系军队退往云南、退往雷州半岛、退往桂南以及退往越南的各条道路,然后各个歼灭敌军。至十二月十四日,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七万三千人,解放广西全境,圆满地实现了毛泽东在广西境内最后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遵照毛泽东关于在一九五〇年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的指示,由四野的两个军越海作战,在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于三月上旬发起海南岛战役,五月一日全岛解放。

  两广解放,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原在川陕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也撤往西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曾以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此时仍企图在这里重新站住脚跟,卷土重来。蒋介石自己也赶到重庆。解放西南,刻不容缓。

  西南的重点是四川。毛泽东精心选择了进军西南的战略方向。

  自古以来,夺取四川不外两条通路。一是由陕西越秦岭入川,一是由鄂西溯长江入川。蒋介石判断,毛泽东最大的可能是令彭德怀、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主力经秦岭入川。据此,他在八月召开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事会议上,亲自部署西南防务,把川陕边作为守备重点。将胡宗南集团主力沿秦岭主脉组织第一道防线,又沿白龙江、米仑山、大巴山组织第二道防线。同时,也在川东和贵州布防,以备不测。

  毛泽东经过审慎考虑,一反常规,决定令二野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四川的叙府(今宜宾)、泸州、重庆一线,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民党军西南防线的后侧,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的退路,关起门来在四川境内歼敌主力。同时,以一野一部从陕西挺进秦岭,故意作出由此大举入川的姿态,吸引胡宗南集团把注意力放在北线,尔后也可南下攻占川北及成都。

  这一军事行动,要以大兵团翻越川鄂湘黔边境的高山峡谷,行军给养都十分困难,还随时要同困兽犹斗之敌作战,可谓一着险棋。但是一旦成功,蒋介石精心部署的西南防线便会不战自溃,因此,这又是一着出奇制胜的高棋。

  十一月一日,早已秘密集结在湘西的二野第五、第三两个兵团的雄厚力量,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以快速行动,一举突破湘黔防线,十五日解放贵阳,二十一日占领遵义,切断了四川境内之敌向贵州退逃的道路,并乘胜向川南兜击。国民党军的西南防线果然不战自溃。

  这时,坐镇重庆的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急调胡宗南部队回防四川,并命令川东守军西撤。这时,二野抓住敌军调整部署的有利时机,实施迂回包围,将川东西撤之敌和胡宗南一部聚歼在南川以北山区,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随即二野和跨越秦岭南下的一野第十八兵团共同发起成都战役,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成都。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部覆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感召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

  西南战场上连续进行的几个战役,历时两个月,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万人,蒋介石割据西南、负隅顽抗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在中国大陆上,待解放的地区只剩下西藏了。为了迅速统一全中国,毛泽东作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同时又指明利用一切可能,加强政治争取工作,力争和平解放西藏。

  一九五〇年六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向西藏地方当局提出包括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和达赖的地位职权不予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等十项政策,作为谈判的基本条件。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怂恿支持下,不但拒绝谈判,反而害死斡旋和平的格达活佛,在昌都及其周围地区部署兵力,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和高原特殊艰苦的自然条件,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西进。

  这样,为了敲开和平谈判的大门,只有断然采取军事行动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致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告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⑦同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解放了昌都地区。果然,昌都战役一个胜利,进藏的门户被打开,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一九五一年四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五月二十三日双方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至此,中国除台湾和一些沿海岛屿、香港、澳门外,实现了空前的统一。

  全国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为人民所极端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战的局面,为恢复和发展经济事业和其他一切事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了根本的条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而没有实现的统一愿望,在毛泽东领导下实现了。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统一和分裂交替着出现。统一总是主流,而分裂常常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破坏,伴随着外部势力的入侵和压迫。统一,反映了人民对于和平和安定的渴望与追求,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利于江河水域的治理和利用,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交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正如孙中山所说的:“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代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统一全中国,实现了人民的愿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统一,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都根本改变了。它是人民当家作主人的统一,是由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为政治保障的统一,是建立在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基础上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世世代代饱受压迫的地位变成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个组织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过渡形式人民代表会议。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是毛泽东从现代中国历史和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是一种适合中国情况、又有利于表达人民意志的政权组织形式。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战争向着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地区迅猛发展,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八月九日至十四日,北平市举行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十三日,毛泽东出席会议,向全国发出号召: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注意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把它作为体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组织形式,紧紧抓住,连续转发了一批典型经验,一再要求和催促各地都把这一件大事做好。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向毛泽东发出一份电报,汇报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毛泽东收到此电,十分高兴,对会议的成功,“极为欣慰”。⑨随即将饶漱石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负责人,请他们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⑩

  ⑤《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08、309页。
  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70页。
  ⑦《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3页。
  ⑧孙中山:《在神户与日本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1月24日。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第373页。
  ⑨毛泽东致饶漱石电,手稿,1949年10月13日。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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