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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决战的日日夜夜(8)


  对这样的作战部署,叶剑英后来评论道:“‘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36)

  局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十二月中旬,傅作义将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北平西郊迁到城内,放弃唐山、芦台,加强塘沽的防守。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派前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从南京飞抵北平,劝傅作义率部南撤。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加强对张家口和新保安的包围,作好攻击的准备;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七纵队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完成了隔断平、津、塘之间的联系。到这时,傅作义集团这只“惊弓之鸟”,已被分割包围而变成笼中之鸟,欲逃无路了。

  在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后,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人民解放军先后攻占新保安、解放张家口,将傅系主力基本消灭,使他们无法西逃。毛泽东在布置严密防止平、津国民党军南逃的同时,一再查询攻克塘沽的可能性。他从一些情报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中获悉,大沽口没有码头,轮船不能靠岸,塘沽以西的新河是盐滩不毛之地,而塘沽附近集结有一批国民党的军舰;是天津出海的唯一口岸。因此,要求东北野战军迅速切断天津和塘沽之间的联系。二十一日,又指示:“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37)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后来说:“我军本拟首先攻歼塘沽之敌,但因塘沽背面靠海,地势开阔,河流、盐田很多,冬不结冰,既不能从侧后切断敌人退路,又不便从正面展开兵力,而守敌侯镜如的指挥所设在军舰上,随时准备逃跑。”(38)这些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能不加考虑的。二十五日,林罗将第七纵队关于塘沽地形情况的报告转报军委,提出:从地形来看很不好打。二十六日,林彪又向军委报告:平津敌军突围迹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第二天,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示林彪:“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五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同时,又强调:“平津两敌则应严防突围逃跑。”(39)“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之攻击计划,将对两沽兵力移至平津之间。”二十九日,毛泽东更明确地复示林彪:“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40)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天津国民党守军奉命拒绝和平解决后,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到十五日攻克天津,歼灭守军十三万人。十七日,塘沽守军乘船南撤,人民解放军于当日解放塘沽。这样,傅作义集团的北平守军已完全没有退路,促成了他们接受和平解决。

  毛泽东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对傅作义进行了耐心的工作,既考虑到他的安全(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属于傅系的只有四个师,其余都是蒋系的部队),又晓以大义,指明正确的出路。

  傅作义是华北“剿总”的总司令,但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是不是接受北平的和平解放,对他说来,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有较深的矛盾,在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们打过仗,他自己有两个军的嫡系部队,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国民党军队有六十万人,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41)事实正是这样,在傅作义还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时,对和谈、起义长时间处于利害权衡和犹豫动摇之中。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决定性作用。战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新保安一战中歼灭了他的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张家口的解放又断绝了他的西退之路,傅作义才真正接受和谈。到天津解放、解放军对北平已兵临城下时,他才最后下定决心率部接受和平改编。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要他们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市委直接告诉傅作义:“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42)九日,他又表明:“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作义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43)

  这以后,经过多次谈判,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劝说和促进,特别是在毛泽东发表“八项和平条件”后,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的方式,并在内部做了不少工作,将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人从一月二十二日起开出城外,进行改编。人民解放军在一月三十一日进驻城内。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谈判的成功,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个文化古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促使国民党军队日益瓦解,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义内疚地说: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毛泽东说: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劳很大!当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44)傅作义、邓宝珊听后都受到很大鼓励。

  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解放了华北全境。北平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后,绥远国民党军五万多人,留待以后起义,再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在三月上半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天津、北平、绥远作为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他说: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45)

  用这样三种方式来解决国民党的一百多万残余军队,是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毛泽东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结合的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它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36)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星火燎原》选编之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1页。
  (37)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2月21日。
  (38)刘亚楼:《平津战役的胜利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伟大的战略决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1年6月版,第195页。
  (39)中央军委致林彪电,1948年12月26日。
  (40)中央军委致林刘电,1948年12月29日。
  (41)崔月犁:《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崇高的使命》上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55页。
  (42)中央军委致林彪电,1949年1月1日。
  (43)中央军委致林聂电,1949年1月9日。
  (44)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291页。
  (4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4—1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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