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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战略进攻(5)


  十二月会议的正式会议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举行的,会期四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十二月会议在二十五日开幕。毛泽东在第一天上午讲话。他先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对当前形势的特点作出明确的判断。他说:“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他分析道:这个问题在长时期内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比较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他说:过去我们把它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经很严重。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根本上是我们有土地改革,蒋介石没有,而且我们主力又打出去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已走上轨道。他归结起来说:战争期间,高潮主要表现在为战争的胜利。革命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但战争仍是长期的。

  接着,他着重谈了统一战线问题。他说:统一战线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时期,我们本来不孤立,但因为政策右了,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脱离了群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政策上的“左”,结果孤立了自己,当然我们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抗战时期,我们对蒋介石实行又团结又斗争,坚决同他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但又停止了没收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等政策,因此孤立了蒋介石。所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要反右,又要反“左”,才能划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孤立和失败。毛泽东还详细地列举了在对待美蒋、对待中间派、对待土改和整党工作等方面怎样做到既反“左”又反右。

  最后,他又谈了国际形势中的若干问题。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曾就这个问题起草过一份文件,当时只在中央很少人中传阅。这次会上,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与会人员。毛泽东还作了说明。他说:关于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提法。一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应该是第二种提法,而不是第一种提法。妥协也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上妥协,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会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国内问题的处理。“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⒇

  十二月二十八日会议闭幕。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他说:这次会议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个会,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我们同蒋介石之间的力量对比问题在今年发“二一指示”时还没有解决,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不但领导者,群众也看出来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经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都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毛泽东还说:我在日本投降以后长时期内没有写过文章,因为兢兢业业,对形势只能作估计而不能作结论。现在国内国际的形势都很明朗了,我们的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孤立了,土改整党都上了轨道。因此我们这次会比今年七月小河村开的会有很大不同。

  毛泽东在结论中着重地强调:“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引者注: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可以估计为在打倒蒋介石时期起纲领性作用的。”(21)

  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最可贵的就是能在关键性的时刻,及时抓住并解决关键性的问题,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当历史悄悄地发展到一个转折关头时,一般人即便模糊地有一些感觉,往往仍局限于自己原有的看法,很难立刻敏锐地察觉这个转折时刻已经来临,更难立刻认识到伴随这种新局面而来的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而毛泽东却能比一般人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楚这一切,并且在深思熟虑后立刻提纲挈领地提出在这种新局面下应该采取的方针和政策。经过他对情况的周密分析和明确论断,使人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这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十二月会议后,战争形势继续以最快的速度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全国各个战场上,除中原战场处于胶着状态外,其他战场的国民党军都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从一九四七年冬季开始,人民解放军又先后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是解放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成效最高的整军运动,对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素质和战斗力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为了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更好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党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这些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他向县区乡村干部及农民进行调查研究,仔细审阅下面送来的报告。他经常同周恩来、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就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和意见请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意见,还十分注意阅读新华社汇集的国内外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晋绥日报》登载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础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有关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为新华社撰写评论和文章,在许多场合作讲演,还组织其他人撰写文章、社论、报道,经他审改后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这半年时间内,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十五篇。

  为什么毛泽东在这时要集中精力来研究政策问题?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是革命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关键,也因为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不少工作中出现“左”的错误倾向,使他更感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得更透彻:这次战争,胜利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22)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毛泽东说出了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23)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7年12月25日。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7年12月28日。
  (22)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8年1月15日。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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