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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战略进攻(3)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又着重谈了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他充分肯定了“五四指示”的正确方面,但也指出了它的某些方面的不彻底性。毛泽东说:我们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但对共产党员不应例外。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在群众大潮流中,如果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军队打出去时,在新区与其没收土地,不如按阶级路线摊派缴税,暂时利用旧机构有时也是需要的,如果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成为强迫群众去做。

  他还说: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句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去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坚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⒄

  这次会议,除了决定成立中共西北野战军前敌委员会等问题外,主要是就急需解决的一些重要政策问题交换意见。会议开得很活泼,虽然没有作正式决议,但为以后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作了重要准备。

  毛泽东在小河村一共住了四十五天。当时,胡宗南的军队虽已疲惫不堪,并已受到三次沉重的打击,但他的主力仍保存着。由于西北解放军正从陇东向陕北的榆林附近集结,七月底八月初,胡宗南所属整编第一军刘戡部奉命向北推进,一部已逼近小河村所在的靖边县一带。毛泽东就率领中央机关在八月一日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近。经过近二十天的行军;在八月十九日到达佳县城西北的梁家岔。

  就在这里,他们迎来了沙家店大捷。二十三日上午,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从梁家岔赶到会场,表示祝贺。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陕北战争已过坳了。他说:侧水侧敌,本来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却敢于在黄河西侧侧敌而进,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当天下午,毛泽东等又转移到佳县朱官寨宿营。

  毛泽东等在朱官寨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们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和当地农民一起,只是吃米糠、秕谷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钱钱饭”。九月二十一日,移驻佳县神泉堡。十一月十三日,又由神泉堡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离开陕北。

  在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的七个月,由于陕北和全国的战局都已大为好转,毛泽东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考虑在局势发生根本转折后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重大的决策。

  七个月内,毛泽东工作得最紧张的是十月上旬。那时他正住在神泉堡。在这短短的十天中,他修改并审定了《土地法大纲》,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公布这个大纲的决议,明确提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他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政治纲领。他审定了准备以人民解放军名义公布的政治口号,并补写了十四条,更加突出了“打倒蒋介石”和人人“有地种”、“有粮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工作”、“有书读”等反映人民要求的内容。他还同时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要求全军指挥员、战斗员对这六十七条口号“逐条讲解牢记,认真实行”,并在所到之处“普遍地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务使他们完全了解,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他还重新修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起草《训令》,要求全军“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在这些文件里,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所有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为着实现这个目标。在全面内战开始了将近一年半后,提出这个目标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大约三个月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南京政府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所谓《戡平共匪总动员令》。三个月后,毛泽东正是选定十月十日这个被南京政府定为“国庆”的日子,由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郑重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立刻在举国上下以至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完成这些文件的起草审定后,毛泽东稍稍轻松一些。他把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主要委托给周恩来,又要任弼时多收集、了解、研究各解放区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情况和土地改革中的具体政策问题,他自己从十月十七日到十月三十日的两周内,先后对佳县城、谭家坪、南河塘村、白云山等地进行调查研究。

  他接见了出席佳县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的人员,并同县委负责人深入进行交谈,了解土地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他参观了峪口纸厂,调查了这个厂的生产情况和工人生活情况。重阳这一天,他还到白云山看了庙会,向寺院人员了解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好好保护历史文物和古迹,还高兴地看了群众剧团演出的山西梆子戏《反徐州》。

  经过他自己的调查研究,回来后又听了任弼时有关各区土改情况的汇报,他敏锐地发现在顺利发展的形势下,党内的“左”的倾向正在抬头。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认为如果不坚决克服正在抬头的这种“左”的倾向,共产党就会在一部分群众中失去同情,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也就不能顺利地实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目标。

  毛泽东请任弼时从档案中找出一九三三年由毛泽东起草的两个重要文件《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发给全党,以指导土改运动向正确的轨道前进。任弼时为颁发这两个文件替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毛泽东审阅时加上一段重要的话: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苏区,“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带(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之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冬天快要到了。考虑到陕北还没有完全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仍不过黄河,留在陕北。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们迁到米脂县的杨家沟。这里的居住环境比以往转战陕北时有明显的改善。在陕北,米脂县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杨家沟是在县城东四十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全村二百七十多户人家中有七十二户地主。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房又多,便于长时间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毛泽东住的是三间相通的窑洞,和周恩来在同一个院子里。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比较多,除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王明、谢觉哉、李维汉、赵林、李涛等。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是在十二月召开的,人们习惯地把它称为“十二月会议”。

  这个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周恩来、任弼时广泛收集了情况,准备了资料,分别对军事形势、土改情况作了深入的研究。毛泽东用很大精力起草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开始前,从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先用十八天时间开预备会议,与会者分成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对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正式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发给大家讨论。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达到一个转折点的历史时刻,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响亮地宣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庄严目标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

  ⒄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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