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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4)


  歼灭第一三五旅后,西北人民解放军迅速撤离羊马河战场,进入山区,隐蔽休整。胡宗南军主力又经过几日“游行”,数度扑空,携带的给养耗尽,疲惫饥困,不得不回到蟠龙基地进行休整补充。此后不久,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发现有解放军部队东渡黄河进入晋绥地区(其实只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员东渡)。根据这个错误判断,蒋介石要求胡宗南以主力沿咸榆公路向绥德挺进,并命令榆林邓宝珊部南下配合,企图封闭黄河渡口,乘机消灭渡河中的解放军。四月二十六日,胡军主力九个旅从蟠龙、永坪分两路向绥德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向米脂、佳林出动策应。

  密切注视着战场情况变化的彭德怀,认为良好的战机出现了,立刻在四月二十七日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并提出:“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引者注:指瓦窑堡)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⑿毛泽东在二十八日六时收到这份电报,立刻复电批准,并且告诉他:“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⒀

  蟠龙是胡军的重要补给基地,工事坚固。守军整编第一师第一六七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连同地方部队,守备兵力达七千人。这一仗关系西北全局,很可能是个硬仗,和前两次的伏击不同。因此毛泽东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三十日,他又致电彭、习:要他们“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

  蟠龙之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能否于胡宗南援军赶到前取得从事攻坚作战所必需的时间,而这一点又决定于援敌的距离,胡部主力距离蟠龙越远,所需时间就越有保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善于用兵的彭德怀立刻作出周密部署。他以第二纵队的三五九旅为主,又从其他各旅中每旅抽调一个排,伪装成野战军主力,沿咸榆公路同胡军保持接触,缓缓后撤,并在沿途遗弃一部分军需物资,造成狼狈溃退的假象,使追击的胡军敢于放胆北进(到蟠龙战斗打响后,这支伪装主力的部队又可以转过来担任对胡军主力的阻击任务)。野战军主力则隐蔽集结在蟠龙周围,进行攻坚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发动攻击。

  五月二日,正当胡部主力占领绥德,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之际,蟠龙战斗突然打响了。激战到四日二十四时胜利结束,全歼守军六千七百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大批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当放弃绥德仓皇回援的胡部主力在八日赶回蟠龙时,解放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

  在主动放弃延安后的一个半月中,西北人民解放军以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十倍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周旋,三战三捷,消灭胡军一万四千多人,拖住胡宗南军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并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段历史,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白皮书》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述: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台湾一九五九年编写的《戡乱战史》也说:在西北战场上,“战斗进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署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则“始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资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这些事隔几年、十几年后所作的评述,倒是多少说出了一些真情。

  ⑿彭习致毛泽东电,1947年4月27日。
  ⒀毛泽东致彭习电,194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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