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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内战爆发以后(3)


  在从事军事部署的同时,毛泽东仍力图以战争胜利来谋取恢复国内和平。他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估计出发,要求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按照“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进行工作”,并指出:“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

  大规模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地区燃烧起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营所属的八个整编师另两个旅共三十万人,在武汉、西安两地空军直接支援下,向中原军区部队集结的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足百里的地域发动进攻。中原军区主力按预定部署分两路向西突围,于二十九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合围圈,越过平汉铁路,摆脱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难,于七月底八月初分别进到陕南和鄂西北地区,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其中,由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在八月底回到陕甘宁边区。

  中原军区主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对各解放区起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为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争取了时间。因此,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胜利突围和王震部回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十分欣慰,多次致电李先念、郑位三加以慰勉,指出这是战略上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九月三十日,毛泽东还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会,欢迎归来的三五九旅指战员。

  “慎重初战”,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作战原则,在重要战略转折关头更是如此。在组织中原部队突围的同时,他密切注视着南线敌情的变化,不断同南线各区领导人磋商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的计划,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

  在这个计划拟定后的短短几天中,他接到周恩来从南京发来的国民党军队即将向各解放区、特别是苏中和苏北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重要情报,又先后接到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六月二十七日的电报,以及华中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会商后于二十九日联名发出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列举苏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后,建议在津浦路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留置苏中迎击来犯的敌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争取先在内线打一、两个胜仗,而以一部加入津浦路作战;待津浦路作战进入晋冀鲁豫、山东两军渡淮作战的第二阶段时,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加入这个作战序列。六月二十八日,陈毅、舒同也致电中央和刘邓,分析了南下淮北、淮南作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建议淮北、淮南两地的野战军仍应各自独立作战,山东、太行、华中各军仍沉着应变,作充分准备,以便大举。

  毛泽东审慎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认为这些建议“似有理由”。他当机立断地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南线各战区领导人,对南线作战部署作了调整,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我军要“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⑩;“宁周午文称: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还告诉他们:“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⑾

  显然,“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对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而南的外线出击计划是一个重要修改。从毛泽东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作出这样修正有两个好处:一是“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二是便于“看出敌人弱点”。这两点,正是战争指导者在战争初期必须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则。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方针,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战场、淮北战场和豫皖苏、鲁西南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较著名的战役有:华中野战军遂行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一个半月中歼灭国民党军六个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定陶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及另两个整编师各一部。随着内线作战的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一再推迟原定的外线出击的时间,要求南线各军在内线更多地歼灭敌人,为尔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在北线,毛泽东拟定的半年内外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经过一段曲折的实践过程后,也由他作了重要修改。

  早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为了报复山西阎锡山部对太岳解放区的进攻,并为此后迎击傅作义部可能向绥东地区的进攻,晋绥军区并指挥晋察冀军区一部分部队,已在同蒲路北段发起晋北战役,连克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随后,根据毛泽东拟定的“三路四城”计划,晋察冀军区主力自平汉路西调,会同晋绥军区部队准备夺取大同。

  毛泽东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策,但对这样一座经过日军长期设防的工业城市能否攻克仍抱着审慎的态度。当得知晋察冀军区部队迟迟未能攻克大同外围的应县后,他立刻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副政委刘澜涛,询问他们:“应县久攻未下,你们对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当估计到。”⑿

  为了答复毛泽东的询问,大同前线在第二天召开有各纵队领导人参加的阳高会议进行研究。八月三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会议的结论:“一致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大同(敌)总兵力不强,但工事坚固是其特点,故须在技术上充分准备方可奏效。”“对大同拟强攻及坑道进行,我们与晋绥已有一些准备,并继续加强中。”这样,首先夺取大同的决心就确定了下来。

  八月十四日,大同攻城战正式发起,但部队伤亡很大,进展缓慢,到九月四日才肃清城周各据点和城关。从九月三日起,傅作义部以主力东犯集宁,增援大同。攻城指挥部调转主力还击傅部,又因各种原因,不但未能达到歼敌目的,而且集宁失守,大同亦难再攻。攻城部队只能在九月十六日从大同撤围,转入休整。

  大同、集宁之战,是北线人民解放军的“初战”。此战先后歼敌八千多人,并使部队经受了锻炼,但没有能实现预定的夺取大同的目标,对以后晋察冀战场的形势发展影响很大。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于这个战役的失利原因作过这样的评述:“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⒀

  大同撤围后,解放军控制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已处于国民党军队从集宁和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中。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根据实际情况,先后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对张家口只作“掩护战斗,不作坚守”,而以军区主力集中于张家口、南口之间寻歼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敌的建议。毛泽东总结了大同失利的教训,在十八日复电批准聂、萧的建议,并指出:“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⒁这样,毛泽东就已在实际上改变了“四路三城”的计划,而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了。

  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常常需要有一个过程。南北两线初期作战的实践,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新经验,使他对指导作战的认识有了发展和变化,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只有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才能最终改变战略上敌攻我防、敌主动、我被动的不利态势。

  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最初的四个月。它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在全面内战开始时所作“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这种预测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用什么方法去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局会是什么样子?这一连串问题,经过头四个月战争实践的反复探索,已经从事实中得到初步的回答。

  在四个月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三十二个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装备的部队,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三十万人。其中,起义、被俘的和毙伤的约各占一半。四个月中,人民解放军损失兵员十二万人,其中负伤的占九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解放军的二点四倍。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大多转为人民解放军战士,成了人民解放军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人民解放军方面虽也有被俘的,但为数甚少,仅占兵员损失的百分之三左右,即三千多人,而国民党军队没有也不敢将他们补入部队。二是解放军损失的兵员中,约百分之八十属于负伤,负伤人员中又有大约百分之八十治愈后仍然回到部队,而国民党军方面很少有伤愈归队的。所以,双方头四个月实际损失兵员数的对比,远远不是三十万对十二万。

  在四个月战争中,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一百五十三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这些当时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解放军方面只收复或攻占了四十八座县城,得失相较,解放军丢失了一百零五座县级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

  四个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图过大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共有正规军八十六个整编师(包括未经整编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战争第一个月即一九四六年七月,动用了六十八个师、一百九十三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二十六个师七十二个旅。到战争第四个月即一九四六年十月,蒋介石动用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个师二百零九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四十三个师一百一十七个旅。这就是说:一,蒋介石作为战略预备队而留置在后方的兵力,已由战争初的五十五个旅减少为三十九个旅。二,在投入内战前线的二百零九个旅中,不得不以百分之四十四的兵力,即八十二个旅,用于“清剿”他们日益扩大的占领区,相应地减弱了用于第一线进攻的机动兵力。

  这就是经过四个月战争后军事形势的基本状况。

  ⑩ 中央军委致刘邓,陈,华中局电,1946年7月4日。
  ⑾中央军委致陈张黎,刘邓薄,张邓粟谭电,1946年7月13日。
  ⑿中央军委致聂刘,并告贺李电,1946年8月1日。
  ⒀《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28页。
  ⒁中央军委致聂萧刘罗电,1946年9月18日。
  ⒂《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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