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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2)


  六月五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这份指示明确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来执行,“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⑿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为主任。会议还建议中共七大的议程中增加城市工作这一项。九月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又决定: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来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准备。

  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在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都需要积极地做好准备。

  为什么需要做好经济工作?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⒀毛泽东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经济工作。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是处在个体经济和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这就要采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⒁。

  在农村,怎样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个很大的问题。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仍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必须“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⒂减租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毛泽东要求基层干部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群众开展生产运动。他说,这样做,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民众要进行生产,部队能不能从事生产呢?有人认为部队从事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从事生产就不能工作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以大量事实说明:不但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的民众可以生产,军队也可以生产。他提倡各地学习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经验,为大反攻积极准备物质基础。毛泽东在社论中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⒃

  对文化工作,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⒄这时,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名文盲,迷信思想仍严重地影响着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⒅他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他要求广大干部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到一九四四年底,国际形势变化得很快。毛泽东估计: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提出解放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毛泽东鼓舞人心地指出:“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⒆

  一九四五年一开春,国内形势就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经接近一亿。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令人振奋。在欧洲战场上,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乘胜不断向日本本土进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同一个时刻,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拉开帷幕。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

  为了开好七大,中国共产党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四月二十一日,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明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二十四年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最后,他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⒇

  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

  这座风格别具的礼堂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而自己动手修建的。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十二个醒目的大字同会场后面的题词“同心同德”,烘托出会议的主题。大厅两侧的墙边插放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奋斗历程。插放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当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带着一百二十万党员的重托走入会场后,庄严肃穆的礼堂充满了团结喜悦的气氛。雄壮的国际歌声响起,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始。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引者注)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21)

  ⑿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记录,1944年6月5日。
  ⒀毛泽东会见出席边区职工代表会的代表们的讲话记录,1944年5月22日。
  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⒅《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⒆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上的讲话记录,1944年12月15日。
  ⒇《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10、1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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