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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政府的主张(1)


  到了一九四四年,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逐渐从最困难的处境中走出来。这年春天,根据地有了明显的扩大,居住的人口增长到八千万人,军队发展到四十七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七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

  当时放在中国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很好地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这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毛泽东为它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还在一九四三年秋天,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刚刚被打退,维护国内和平、促进国共团结的任务就被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那时,蒋介石又作了这样的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并许诺在抗战结束一年内实行宪政。对蒋介石的允诺,毛泽东清楚地看出他其实是“欺骗”①。但只要还有一点可能,毛泽东仍要抓住这种机会来推动国共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变。十月五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提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②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也有利于促使国共两党谈判的恢复。尽管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上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中国战场上毕竟仍集结着数量庞大的日本陆军。美国政府为了避免一旦在中国大陆作战时会造成美国士兵的大量伤亡,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联合作战,而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时出现内战。苏联和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种国际压力也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进一步采取缓和态度。

  一九四四年初,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毛泽东转达蒋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信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毛泽东的判断是:“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郭仲容,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后。对即将进行的这次谈判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发言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十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④毛泽东接着说: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毛泽东还提出: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⑤

  四月二十九日,肩负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飞、伍云甫一起离开延安,五月二日到达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到达重庆。同以往的情况一样,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拿不出任何方案来。他们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来。五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明日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这份意见书是毛泽东起草的。意见书首先说明:“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关于全国政治的有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的有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允许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等。⑥

  对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拒绝接受,并且不肯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二十条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并说:“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屈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但是,对经过修改后的意见书,国民党方面仍不肯接受。

  六月五日,王世杰、张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其中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军十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甘宁边区划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而对敌后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权利等只字不提。王世杰、张治中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来谈。这个蛮横无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意见书相距甚远,而且同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相去太远。

  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于是又陷入僵局。

  这时,中国正面战场的局势出现新的严重危机。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和本土开始遭受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所谓“一号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⑦,以实现贯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同时,要摧毁设立在广西和湖南的盟军空军基地。四月中旬,日军沿平汉路向河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接着,又从湖北沿粤汉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广西,前锋直达贵州独山。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短短八个月内,相继丢失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六千多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在战时,人们最关心的焦点莫过于军事。如果其他问题还可以勉强忍受的话,那末在这方面出现不应有的严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难以忍受了。谁都看得出来,这场大溃退其实是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问题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冲破皖南事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比较沉寂的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蓬勃兴起。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信任,要求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强烈关注与不满。

  过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大后方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这一年初,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等地采访。六月九日,也就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第三天,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到达延安,成员中有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汉神父,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此外,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一些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

  ①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3年9月26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26页。
  ③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2月4日。
  ④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⑤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⑥ 毛泽东致林伯渠的电报,1944年5月16日。
  ⑦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河南会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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