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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边区,战胜困难(1)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是国际形势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是在靠近下半年或在下半年发生的。从此,中国不再是单独对日作战,而是和其他同盟国一起对日作战了。国际关系中的诸种因素,也对中国内部产生更大的影响。

  苏德战争在六月二十二日爆发。这场战争的突然爆发是出人意外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迅速作出了反应。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决定,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七月上旬,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①,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立即对日宣战。美国同德、意之间也相互宣战。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已进行了四年多以后,这时才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这样,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国内的国共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缓和。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对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在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已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到一九四一年进入极端困难时期。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比起其他根据地来,这里所处的是比较和平的环境,推行各种政策可以比较从容。因此,毛泽东用了很多的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他这样做所考虑的,远不只是陕甘宁边区这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内应该实行怎样的政策。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②,边区人民的任务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③。

  毛泽东对边区的工作一向十分看重。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团结人民、坚持抗战的根本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离开当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坚持抗战也好,建设根据地也好,都是谈不上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抗战建国纲领,标榜“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并且提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④但国民党自己从来没有认真这样做过,甚至背道而驰。只有毛泽东领导陕甘宁边区却认认真真地做起来,并且超过了那个纲领的要求。林伯渠回忆道:“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一经传达到我们这里时,我们马上就召集各种会议,最后召集了群众大会,进行了一个热烈的讨论。不仅通过了决议拥护这个纲领,而且事实上,这个纲领,在我们边区的条件之下,是已经实现了的。”⑤

  一九三九年初,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它是人民普选产生的。参议会经过民主选举,选出高岗为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会议还制定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边区的建设方向是要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他还提出一九三九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推进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这是毛泽东对边区建设的初步设想。毛泽东指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辟了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面,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它实际上成为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一九四〇年,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在有了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后,毛泽东就把陕甘宁边区做为一个“试验区”。他在这年三月初的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以很大的力量,指导边区政府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原则,根据边区的环境和条件,加以具体化。边区中央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粗枝大叶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就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边区,要求在边区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⑥为此,毛泽东对边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考虑边区的各项施政方针。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它共有二十一条,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总方针,而且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规定出具体政策,为边区人民勾画出一个美好的建设蓝图。

  这个《纲领》中,值得重视的是在政权建设方面规定贯彻“三三制”原则。它写道:“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⑦

  “三三制”的原则,毛泽东在一九四〇年就已经提出,中共中央专门发了党内指示,但是这样地以“法”的形式将它确定下来,还是第一次。关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在同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写道:“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⑧

  对各项政策的规定,毛泽东都考虑得很仔细,很慎重。他对《纲领》进行修改时,关于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减租减息和部分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推行消灭文盲政策等条款,都是他重新起草的。关于厉行廉洁政治这一条,也是引人注目的。它强调“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提出“实行俸以养廉原则”。

  五月八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评论道:“这个纲领所确定的团结抗战的总方针以及各方面的正确政策,都是我党对边区人民及全国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团体以及友党友军坚决实行的郑重诺言。这样的施政纲领,正是全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所深切盼望的,这是真正保护一切抗日人民利益的纲领,是保护和调节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利益的纲领。近年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颁布过不少正确的、内容丰富的施政纲领,但均不如此次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向选民所提出的施政纲领完善。”⑨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7月6日。
  ②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发言记录,1939年1月。
  ③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会上的讲话,1939年11月14日。
  ④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第485、486页。
  ⑤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113页。
  ⑥ 《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0页。
  ⑦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5页。
  ⑨ 《解放日报》,194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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