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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二月会议到六中全会(5)


  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他说: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0)

  这段论述是毛泽东从亲身经历中国革命失败的痛苦教训中,从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进行的斗争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他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论断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

  会议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七日相继沦陷。

  十一月五日、六日两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

  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他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进一步强调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41)

  他在结论中还说:“团结的要点是政治上的一致。此会上一切主要问题无不是一致的,这就保证了全党的团结。”由于这些主要问题上的是非已经分清,毛泽东对十二月会议以来同王明在政治上的分歧着重用正面说理的方式来进行总结。

  对王明本人,毛泽东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42)后来,毛泽东对这样对待王明问题做过解释:“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43)

  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44)

  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全会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

  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45)

  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这个会议,取得这样的成果,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46)。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抗日前线和迅速扩大的各抗日根据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各项工作。但现有的干部队伍,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这就把迅速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任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又一个异常突出的大问题。

  毛泽东比较早就意识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抗战爆发前夕,他曾向全党呼吁:“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47)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7—554页。
  (42)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38年11月5日。
  (4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63页。
  (44)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1月6日。
  (45)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
  (4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4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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