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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敌后抗战和《论持久战》(3)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春作出这个新的重大决策前早有考虑。他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时,就说明这个方针包含着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并在发展山地游击战的同时,密切注意八路军在前线探索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实践经验。

  促使毛泽东较早考虑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意识到日军的深入进攻将带来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特别是备受日本侵略军屠杀和蹂躏的沦陷区(包括平原地区)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领导他们保卫家园的抗日军队的到来,八路军走出山区伸向平原是必然趋势;二是他看到山区地形条件虽对发展游击战争有利,但资源、人力毕竟有限,平原地形条件虽不如山区,但地域广阔、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只要依靠当地民众的支持是完全可以得到发展的,这对扩大抗日力量有极大好处。

  但这种设想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决不能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轻率地在战略行动上作出重大决策。这种实践经验,是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之交在冀中、冀东、山东等地区陆续取得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22)。他立刻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一二九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由于当时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电报中十分慎重地说明这只是试探性的游击作战,任务是:一、侦察情况;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三、破坏伪组织;四、收集武器,扩大自身。电报要求“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23)。这个指示很快传达下去。为了统一部队的认识,聂荣臻等组织受命部队集中讨论这次行动的意义。那时,共产党员吕正操已在十月间率领驻在冀中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一个团,提出“北上抗日,到敌后打游击”的口号,脱离原建制,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他们经过整训后,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他们在冀中站住了脚跟,而且建立了区党委、军区和行政主任公署。冀中地区的实践为其他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经验。

  冀东平原也是毛泽东较早注意到的。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建议“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24)。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冀东工作,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冀东工作的重要性,建议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25)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强调:“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需作充分准备。”(26)

  这年四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中央听取黎玉关于山东工作的报告。黎玉报告后,毛泽东立刻作出“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的结论。中共中央要求山东省委进一步公开地大胆地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决定由罗炳辉去负军事总责。(27)

  正是有了在冀中等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初步尝试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华北日军主力南下进攻徐州、华北兵力空虚的形势下,有可能果断地作出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指示根据已有的经验和当前实际情况,具体地规定:

  “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设法多少恢复当地的抗日秩序,这些政府由上级或司令部委任,或由民众团体推选,都跟随一个游击队行动,发布简单的布告与法令,组织民众抗日斗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措给养等。”(28)

  第二天,在山西前方的八路军总部根据这个指示精神,立刻电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迅速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不久,又令宋时轮、邓华两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热南、察东北创造抗日根据地。这样,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平原上逐步发展起来。

  考虑到日军占领徐州后将会进一步夺取武汉的形势,毛泽东还对组建不久、开始活跃在长江南北的新四军的工作作出部署。

  新四军是由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叶挺到延安。十一月,项英也到了延安。毛泽东同他们具体商讨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十二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不久,又移驻皖南岩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指出新四军应“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29)

  同八路军相比,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大多是平原,丘陵地带和河湖港汊,部队又是由原来分散在十多处的人数不多的游击队经过集中和改编而成的,进入这些地区的时间比较晚,敌后的政治情况又很复杂,发展起来困难更多。因此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畏难情绪。毛泽东深知这一点,当华北的平原游击战争取得成功经验后,立刻把它推广到新四军中。五月四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的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

  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具体行动方向提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30)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新四军各支队经过整训陆续开赴华中敌后。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已在四月下旬向苏南敌后挺进。六、七月间,陈毅、张鼎丞随即率领有着较强战斗力的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先后进入苏南。六月十七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取得第一次伏击战的胜利,给了饱受日军蹂躏的江南沦陷区人民很大的兴奋。到这年年底,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初步建立起来。新四军威名远扬,在大江南北燃起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对战局下一步究竟会怎样发展,党内出现不同的认识。有的人一度估计日军在打通津浦铁路后将把主力转向华北,肃清后方,游击战争将面对空前严重的困难,不宜广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如果领导人对局势作出不正确的判断,就会丧失时机,对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毛泽东审时度势,冷静地指出: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31)。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他由此得出结论:“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为了钳制日军向大西北的进攻,他提出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绥远大青山脉,并同意朱德、彭德怀提出的派李井泉率骑兵或步兵开创大青山根据地的意见。同时,为准备应付今后华北局势可能到来的变化,毛泽东要求冀中、冀热察等抗日根据地要注意巩固现有武装,做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准备。

  六月中旬,武汉会战开始。针对国民党当局采取的单纯防御的作战部署和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损失过大的教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向他们提醒:“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电报中指出:如果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再损失过大,将会增加各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满,投降派会起而乘之。电报抱着善意地写道:“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32)

  (2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4页。
  (23)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16日。
  (24)《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8页。
  (2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2月8日。
  (26)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的电报,1938年2月9日。
  (27)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4月5日。
  (28)《对平原游击战指示》,《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7页。
  (29)毛泽东致项英、陈毅的电报,1938年2月15日。
  (30)《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8页。
  (31)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首长的电报,1938年6月27日。
  (32)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致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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